民主与民粹如影相随（3）

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

民主从理论上说就是由广大民众决定社会与国家管理，但在具体操作实践中是难以贯彻的。管理国家和社会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健全的理性，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并非每个民众都能做到。大多数作为个体的民众知识不够丰富，判断事物往往出于个人有限的知识和感性判断。个人的叠加即便数量再大，由于短板原理，其结果也未必能达到国家政治管理所需要的有效高度。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需要由理性的精英代替大众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感性的大众支持他们的决定，由此形成了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的博弈。

一人一票的民主，充分体现了民主与民粹的紧密关系。民众投票选择的是政治家，而非决定国家政治事务和政策。决定国家政治事务的法案或法令，不需要民众投票。民众在数年一次给政治家投票时，只能投给被政党选择的个别人，甚至只能二选一。即便二选一的投票选择，也未必是理性的选择，更多可能是感性的选择。

胡安•多明戈•贝隆于1946年-1955年、1973年-1974年出任阿根廷总统。他是军人，庇护过德国纳粹战犯，在他当政时期，政府腐败、经济停滞，还发生大量民众失踪事件，被称为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军人政治家能够在他执政之外获得另一种温暖而浪漫的怀念——关键在于他的第二任妻子，即著名的贝隆夫人艾薇塔。艾薇塔出生平民，嫁给贝隆后，以其美貌与平民身份，立即让很多民众喜欢上她，人们爱屋及乌地投票给贝隆，艾薇塔也当上了“国母”。贝隆连续两届赢得选举，与艾薇塔高调的亲民形象有很大关系，她的名望甚至超过她的丈夫。1949年，艾薇塔被确认患有癌症，全阿根廷人民的同情心几乎都倾注到她身上。1952年年仅33岁的艾薇塔去世，阿根廷举国哀悼。

然而，艾薇塔对于阿根廷政治的影响恰恰就是鲜明的民粹主义。人们因为喜欢她而投票给她的丈夫，似乎已经不在乎她丈夫的国家政策和政治主张。在她去世后，阿根廷民众才意识到，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得到。艾薇塔两次轻松帮助丈夫获得选举胜利，其本质就是调动选民的感性，以崇拜明星的心理决定自己的选票走向，真正民主所需要的理性几乎不再起作用。然而，这种“明星效应”方式，在西方各国此后的民主选举中却大行其道、花样百出、比比皆是。

汉密尔顿当年面对大众的民主诉求痛骂“那些群兽”，原因是那时候大众还没有选票。等到普选制形成，假设汉密尔顿再世，即便内心依然鄙视大众民粹，为了获得选票，他很可能把自己对大众的厌恶掩藏起来，表面上迎合大众。这种对大众民主或者说民粹的两面派手段，在当今西方民主制度下屡见不鲜。

从理性民主的角度说，一个政治家的私人生活与他的政策主张未必有必然关联，但是，西方竞选中老婆孩子齐上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和贝隆夫人的道理没什么两样。奥巴马参选时显露自己赤裸上身的肌肉，当然有助于逢迎女性选民、年轻选民。参选的政治家日益年轻化、俊男靓女化，本质上都无助于引发大众选民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理性思考，而是在诱发明星崇拜和偶像崇拜。

大众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制造明星崇拜、制造商品广告的原理几乎没有差别。明星与广告注重外部形象超过内在本质，刺激非理性的欲望，政治竞选的宣传与之如出一辙。奥巴马的选举口号“yes，we can”，与标准的商业广告语一般无二。政治家的竞选班子，几乎就是由广告专家和商业营销大师组成，一旦竞选结束，这个班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向商业营销无缝过渡。广告心理学、推销心理学在竞选中对于民众非理性情感的捕捉，远远超出政治所需要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