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领导了1916-1920的中国文学革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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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弄清“文学革命”的含义，方可谈论文学革命史写作。中国文学革命是汉语制度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而非“现代汉语”或“新文学”发生的时刻。“革命”云者，非“创造”之谓，而是“以此物取代彼物”，若本无此物，何以革命？文学革命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也不是要在清末以来多种文体甚至多种语言同时并存的语文-文学的自由竞技场中再增加一个以“白话”为写作语言的文学流派，而是要在国家制度层面，将这种已然存在且广泛流行的书面语法定为“国语”，强制推行于全国，以终结一国之内多种文体和多种语言并存的高度自由状态，建立白话的专制——显然，这只可能是政府行为。

所谓“创造”或“建立流派”，均为私人的文学行为。既是私人行为，就只可能发生并作用于“公共领域”。而我们知道，1910到1920年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典型特征是冲突和断裂，而非“一致”，不存在胡适或唐德刚所想象的那种“某人倡导、举国和之”的景象。任何一种势力（政治的，文化的，等等）都只能在公共领域占据一小块空间，而一切重要的问题几乎都是通过暴力（行政暴力、街头暴力、话语暴力等等）解决的。文学革命也是如此。

如果离开胡适为文学革命史划定的线索和范围，翻阅一下清末民初的语文史资料，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国语文地图上不止有文言和“白话”（北方官话），而是多种语文甚至多种语言的并存——多种语言，如汉语、少数民族语、各殖民宗主国语、本国学者创制的多种拼音文字以及新近引入的“世界语”；多种汉语文体，如文言、文话、新体、报馆体、“白话”及其他方言体如苏白、广白等。这种多语言-文体并存的高度自由主义状态，对文学自身来说并非坏事，所谓“相互的文学竞争和借鉴”，但对国家统一论者来说却是国家无政府状态的语言-语文表征。按现代有关“民族-国家”的定义，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的核心标志是“国语”的统一，此乃“国家认同政治”的核心部分，而以哪一地的方言作为统一之具，则牵涉到国内各种语言-政治势力的博弈。

1932年，胡适在回顾清末以来中国政治状况时也勾勒了一幅不算完整的政治地图，可说是当时四分五裂的语言-语文地图的政治版：“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二十二省无一省不曾宣告过‘独立’，今日虽有名义上的服从中央，事实上各省自主的程度远过于美国与德国的各邦。”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使政治学家蒋廷黼悲观地说中国还不成其为一个“民族国家”。

中国文学革命正是对这种四分五裂的非国家状况的应对，其关键不在“废文言”（因为“白话”的竞争对手不徒文言而已），而是“独尊白话”。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国语运动并非出自某个私人的灵机一动，而是出自国家分裂之时的中央政府的一种处心积虑的“国家设计”，是北方的中央政府动用其所能掌控的国家行政资源和立法资源，策划、动员、组织、领导和实施的一场自上而下的以“白话”（北京官话）统一全国语言的运动，以图建立一个以北方为权力中心和语言-文化中心的统一的现代国家。北方政府的“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构成一种语言政治学上的深刻关联。这也正是北方政府发动和领导这场革命的深刻的政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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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胡适声称辛亥革命为白话文运动创造了条件。直到晚年（1957），他才承认国民党政府由于秉持“革命的先烈”的民族主义，“虽然执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普及]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对促使白话文为教育和文学工具的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

辛亥革命的民族（种族）主义基于“夷夏之辨”，不仅要求恢复“华夏”主权，且要求在语言-文化上把被北方“异族”赶到南方来的“华夏正音”迎回北方，使北方“南方化”。它不会支持以“满腔满调的北语”来统一全国语言，甚至视包括白话文运动在内的国语运动为满清政府（及后来的民国北京政府）欲使南方“北方化”从而使南方民众认同北方的同化阴谋。这一点，在“先烈”兼南方革命党头号语言学家的章太炎那里得到最为集中的表述。

作为朔北游牧民族，满清虽统治了中国，却发现无法夺取由南方汉族士人控制的文化领导权。“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孔飞力说，“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

在反清起义失败后，一些有“忘国之痛”的南方汉族士人渐渐转向以古语言文字为主的“小学”，以留住已然在现实中失去的“华夏文物衣冠”，并以此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策略，在武夫蛮汉式的满族统治者内心打进一种文化自卑感。这一策略颇为奏效，它使得满族子弟在这种艰深的语言-文化面前诚惶诚恐，放弃本族更通俗的语言和文化。这引起了满清政府的焦虑。历代清帝无不向满族子弟重申“满族根本”（即“国语和骑射”，“国语”乃指满语），提倡简朴的尚武的民族精神，免被同化于江南汉族“腐朽”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失去统治能力，但无济于事。

满语作为“国语”徒有其名。在全国通用语方面，文言之外，尚有“官话”，但在1860年以前还不是“北京官话”，而是明代“南京官话”。满清欲以北京官话取代南京官话作为全国通用语的努力，受到南方汉族的抵制，因为那是“老妈子的话”，对反满革命者来说还是“满腔满调的北语”。例如太平天国针对清政府以北方官话为“正音”的企图发布檄文云，“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

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受的一连串外侮却造成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心”的北移。众多士人在反思战败原因时，将其归于民族精神的萎靡和教育不普及，前者被归罪于汉文化及其代表“江南文化”，后者则被归咎于汉字难识或文言难学。解决之途仿佛就是提倡一种简朴的尚武的文化（军国民主义由此而兴）以及以“通俗语”取代文言（文学革命之始）或干脆以拼音文字取代汉语（汉字革命之始）。

恰好，太平天国及镇压太平天国造成的对南京的两次屠城重创了南京官话的中心，使其失去“正音”地位，而北京官话则渐渐成了“帝国官话”（参见张卫东《论近代汉语官话史下限》），它开始被认为是男子气的，江南话则是女人气的。这同时影响了对南方与北方的文学-文化的再评价。

胡适不认同辛亥革命在语言-文化上的“复国主义”，他把中国语言-文化的“南方化”视为倒退，称北方为“正宗”。他在《国语文学史》中说，“从文学史上看起来，文学的南方化是一件不幸的事”，“南方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是“旧文学的中心”，那里发展了一种“儿女文学”，“北方就不同了”，北方被众多强悍的外来民族征服，“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更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了，渐渐的长大成人了。小说，小曲，戏剧，都是这个时代的北方出产品”。这些话，典型体现了文化领导权在一些南方汉族士人内心的北移，即承认北方的语言-文学比南方有优势。

清政府没放过这个为北方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契机。既然满语作为“国语”徒有其名，那将京城所在地的满化的汉语升格为国语，就不失为最佳选择。1902年秋京师大学堂总监吴汝纶在致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一封信中非常直露地表达了“国语统一”的政治动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他提议以仿满语合拼法的“官话字母”统一全国，“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当时南北众多语言学家纷纷私造拼音文字，随处授徒，印制书报，四处宣传，连袁世凯和慈禧都为之所动。

但清朝学部的语言政治学行家们看出拼音文字会“分裂全国语言”，与国语统一目标南辕北辙。他们通过拟定《学堂章程》，为这场革命规定了一个铁打不动的方向：不废汉语，但以通俗的北京官话为统一之具，拼音只作汉字读音之助。1903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谓：“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直解》乃纯白话。

清政府甚至动用经济手段刺激白话文运动。1908年颁布的《大清报律》对白话报作出“免缴保押费”的优待，1910年《钦定报律》重申这一规定（“全免保押费”）。一时间，白话报大兴，而白话教科书和课外读物也大为风行，以至盗版之风甚烈。胡适一代人正是在这种语文气氛中开始其学生生涯的，他们后来成了文学革命的群众基础。1911年7月，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首次将北方官话称为“国语”，并规定“国语统一”的组织方法和实行步骤（从语音统一到文体统一）。但清政府还来不及执行这项计划，就因数月后的辛亥革命而垮台。但其“国语统一”计划则为民国北京政府所继承，其继承性明载于1918年教育部第七十五号部令：“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而告终，迟滞了这一计划的执行，因为妥协的结果是南方派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占了大半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