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领导了1916-1920的中国文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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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自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首举文学革命大旗”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迅速集于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以之为大本营，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对文言发起一场革命，尽管其间受到几个守旧文人的诘难和段祺瑞及其安福系把持的北京政府的威胁，但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则使这个反动同盟的阴谋破产了，白话的势力由此一日千里，于1920年1月一跃升格为“国语”，文学革命大功告成。

甚至只须提胡适就够了。如唐德刚谈到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时说，“正式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他领导了一个文化运动，把中国文学从以文言为主体的古典文学中解放出来”，并评价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

或许唐德刚——他只是这种以“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为主线和主角的文学革命史的连绵八十多年的大规模再生产机制的一环——早把被他之前的讲述者植入其记忆深处的“心理现实”当作一种毋庸置疑的“历史现实”，以至感到没必要为他上述有关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说法注明一个出处——它实际出自胡适本人。

研究新文学史编纂史的黄修己谈到胡适1922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说：“看至今所出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讲文学革命大体上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这说明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正如不能从成千上万复述《圣经》的创世神话的著作就断定它是史实一样，我们亦不能从后来成千上万的文学史写作“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就断定“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或许，就像“《圣经》学”一样，存在着一种大规模再生产机制，它也致力于将胡适提供的“史实”等同于“中国文学革命的基本史实”，与前者合谋构建了一个以“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为主线和主角的文学革命神话。这些历史叙述的同源性——同源于胡适——确保了它们的同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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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神话最为奇特之处是把1916-1920的北京政府说成文学革命的反对势力。流行的政治舆论在此起了重要作用。1919年5月4日之后，段祺瑞及其安福系成了一盆脏水，谁都避之唯恐不及，而谁都想把它泼向自己的政敌或论敌。

1922年初，胡适决定为大局已定的文学革命写史。这也正是疑古派兴起的时刻，而作为疑古派的同路人，胡适已然以“科学的史家”自居。他提醒治史者要摆脱古代史家的主观性，要有“历史的眼光”，一切论断都须“拿来证据”，且是“充分的证据”，甚至将“证据”上升到“我们的信仰”的高度。

按说，这位“科学的史家”在为他亲身经历的文学革命撰史时，会少一些主观性，再说，作为当代事件，文学革命的史料完备齐整，可供他随取随查，只不过其中大部分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没有关系。毕竟，他们只是这场由政府领导的全国运动的一个小小局部。然而，胡适的兴趣不是一个历史家的兴趣，而是一个党派政论家的兴趣。他的写字台上只摆了极其有限的几份史料，且几乎都与他个人有关——他的《留学日记》、几大卷《新青年》以及“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等等。以这些材料，他决写不出“中国文学革命史”，因要改变一国的语文状况，以“白话”统一书面语，必有赖于一个全国性行政机构的策划、领导、动员、组织、立法、强制执行以及对全国文教体系的整合，非政府之力不可。

然而文学革命时期的北京政府恰恰是段祺瑞及其安福系把持的北京政府，其把持北京政府的时间（1916年6月-1920年7月）与文学革命从发起到成功的时间（1916年8月-1920年4月，或按胡适的划分，从1917年1月到1920年1月）并非偶然重叠。但1922年的胡适认为这只是碰巧，两者并无内在的对应关系，若有什么关系，也只是对立关系。这种政治标准决定了胡适对文学革命史料的选择。

如果他的史料之贫瘠造成他的文学革命史之贫乏，那他把本来作为文学革命领导者的北京政府说成文学革命的反对者则结构性地使他的文学革命史不能解释文学革命的成功。但胡适要做的恰恰是以这些极其有限的私人的或某份民间刊物的史料来建构一部中国文学革命史，即把文学革命的宏大场景中的一个小小局部（《新青年》或北京大学）无限放大，放大到足以遮蔽全景的地步，文学革命就变成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而革命真正的领导中心匿而不见了——并没真的消失，因为胡适还会硬逼着这位革命领导者换上反革命的戏装，到他的文学革命史里跑一回龙套。

1935年，已结束与南京政府“上海时期的旧怨，从此进入一个互异中合作的关系”（余英时语）的胡适发表《纪念“五四”》：

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民国七八年之间，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那个时代是安福俱乐部最得意的时代；那一班短见的政客和日本军阀财阀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定。在那强邻的势力和金钱的庇护之下，黑暗的政治势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礼教旧文化挑战了。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纾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斤的铜锏，来制服书痴。那篇小说的末尾有一唱三叹的论赞，中有云：“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陈）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是反激荆生的话，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

“考据癖”患者胡适为他指控的“守旧势力”林纾与“黑暗势力”段祺瑞及其安福系的同盟关系出具的唯一铁证，是林纾小说中的人物“荆生”恰好姓荆，而荆州恰好与徐州离得不远，而徐树铮又恰好姓徐，而徐树铮是安福系首领。看来，考据学也可用来发明历史。林纾与徐树铮确有师生私谊，但私谊不等于政治关系。林纾明明在1919年3月致蔡元培公开信中指责蔡元培主政的国立北京大学“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强调蔡与自己的效忠对象不同：“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乃清室举人。”

1917年初，当蔡元培、陈独秀获得段政府的任命而入主国立北京大学后，即公开支持段总理的内政外交政策（陈独秀在一篇政论中说段总理在“旧势力人物中，尚属最廉正者”，并痛斥孙中山“与国蠹张勋、倪嗣冲、王占元、张怀芝同一步调”，“无论其事于人类之公理正义如何，于国家之利害关系如何，凡出诸其敌党段祺瑞梁启超所主张者，莫不深文以反对之”，“以为攮夺政权之机会，虎踞南服”），而林纾则不仅拒接登门拜访的段总理希望他出任政府顾问的请求，且以遗民立场大骂段为“罪浮于袁贼”的“首乱之人”。

蔡元培并非自己“到北大”的，而是被段政府任命的。既然段政府以“守旧势力”为同盟，何不在北京的守旧派中为最高学府物色掌门人，反舍近求远，聘请时在欧洲的蔡元培来给自己制造麻烦？考虑到包括蔡校长在内的北大文学革命派无一例外拿着北京政府的俸禄，大多还在教育部兼职，那不妨说北京政府还资助了文学革命，而公开反对文学革命的那几个人几乎无一例外与这个政府保持着疏远的关系：林纾和辜鸿铭是不奉民国正朔的前清遗民，而严复因名列“筹安会”而见斥于段政府。

1935年仲秋，良友图书公司决定推出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并请胡适为其中《建设理论集》写导言，他遂将《五十年》第10节扩写成《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并谈到自己十几年前与如今身陷南京监狱的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陈独秀打过一次小小的笔战。当时，陈独秀对胡适《五十年》造成的“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的说法不满，觉得胡适过于强调个人作用，乃唯心史观使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学徒，他本人已开始用“经济史观”来分析历史，他在致胡适信中写道：“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在1923年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肯听章士钊的崇论宏议的”依然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江南，而比起北方来，江南更加“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例如教育部负责巡视南北各省“国语”推广情况的黎锦熙发现，北方比较顺利，南方则大不相同：“南方各省，因为国语文不如北方之为本地风光，所以有些学生底家庭极端主张仍读文言，因之出版界投机的小学文言教科书，在两三年内出得很不少。”这促使听令于北京政府的当地文学革命军采取了一次暴力行动。1925年12月3日，苏、浙、皖三省师范小学教员在无锡召开联合大会，作为开幕仪式，代表们把从四处搜集来的文言教科书在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上堆成一座山，付之一炬。当浓烟和大火升起时，代表们情绪激昂地宣读了一份《宣言书》，称焚书乃“尊重教育法令”的行为，“国家对小学教学国语既十分提倡，我们尊重国家法令，小学校就不应当再教文言”。

本来，陈独秀是想以经济史来填充基于个人意志论的胡适版的文学革命史深处的巨大空洞，但“人口集中、产业发达”或许能解释文言的衰落和“通俗语文”的流行，却无法解释——例如在江南地区——这种通俗语文为何非得是被江南人贬为“老妈子的话”的北方官话，而不是南方官话或其他本地方言，即不能解释文言的一大帮竞争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胡适当时未答复陈独秀这封信，不过，现在是讥笑陈独秀的“经济史观”的时候了：

独秀说：“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到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今日的“产业发达、人口集中”岂不远过于民国初元了？然而一两个私人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一样可以阻碍白话文的推行发展。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徐树铮和安福部从未因某份报纸使用白话就“封报馆捉人”。无论徐树铮个人如何钟情古文，当他1916年为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聘主笔时，聘的却是清末以来一直以白话文扬名舆论界的“白话道人”林白水，且《公言报》还辟有白话专栏。

前文曾引唐德刚语，称胡适乃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若他注意到上引胡适1935年的两段文字，他更可以说：胡适岂止没有枪杆子做后盾，是面对枪杆子而发动并领导这场文学革命的，并“轻轻俏俏地成功了”（胡适语）。这听上去简直是一个奇迹：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而革命派仅靠“为数不过数年的提倡”就“轻轻俏俏”成功了。难怪胡适版的文学革命史的另一个复述者司马长风因此思接中外，大发感慨：“考察近代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废弃拉丁文、建立口语的民族语文），往往费时百年，起码数十年，中国文学革命，竟在首尾三年的时间完成，这不仅是一大奇迹，实在有点神乎其神。”当一位史家的笔下出现“奇迹”一词时，十有八九，他是离开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