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领导了1916-1920的中国文学革命？（3）

5

为以北方统一南方，袁世凯着手清除政府里的南方派。事后看来，南方派的削弱，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创造了条件。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段政府上台，而被袁世凯软禁三年的章太炎离京南去。他的离去，给文化领导权博弈带来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力量变化：乘辛亥革命成功而一度侵入到文化权力的核心地带——教育部和国立北京大学——并与那里的北方派形成均势的南方派（多为章太炎弟子）遭遇了一次溃败，使南方派试图在北京建立南方的语言-文化的统治的努力付诸东流，而留在北京的章门弟子则大多很快变成北方派（钱玄同、朱希祖、周氏兄弟等），强化了北方派势力。

1916年8月，以教育部官员牵头，在北京成立了官方背景甚浓的国语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黎锦熙回忆说：“那时正当洪宪皇帝袁世凯驾崩于新华宫、帝制推翻、共和回复之后，教育部里有几个人们，深有感于这样的民智实在太赶不上这样的国体了，于是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他们把改文言为白话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在报纸上加以鼓吹，“结果，各省来信赞成的共有二百余起，于是每省数人代表发起组织这个国语研究会”。会后发表《征求会员书》，遍载各地报纸：

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人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又见京外各报章用白话文体者，其销售之数较用普通文言者加至数倍，而京外各官署凡欲使一般人民皆能通解之文告亦大率用白话，乃知社会需要在彼不在此，且益恍然于欲行强迫教育而仍用今日之教科书，譬犹寒不能求衣者而责之使被文绣，饥不能得食者强之齿粱肉。夫文绣粱肉何尝非寒与饥者所愿，其如贫窭力不能逮者也。职是之故，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惟既以白话为文，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而今日各地所行白话之书籍报章类，皆各杂其他地之方言，既[非]尽人能知，且戾于统一之义，是宜详加讨论，择一最易明瞭而又于文义不相背谬者定为标准，庶可冀有推行之望。

研究会成立次月，蔡元培接到教育部聘其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文，上任次月，又被推举为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立即为北大征召了一支摇唇鼓舌的文学革命军，以策应政府的文学革命的进行。尽管蔡元培与陈独秀一样随身携带着一个微型文言神龛，向其秘密奉献大量古体诗，但身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文科学长，却支持政府的语言改革政策，所以尽管陈独秀追求“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对“白话”持保留意见，却断言“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亦云“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陈独秀涉及内容革新的“三大主义”（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文学革命论》虽被新文学史当作与《文学改良刍议》同等的“发难”之作，其基本内容却见于1916年11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致作家函》，甚至不及《致作家函》来得激进，因为该函希望中国作家“以诚挚之意，述浅近之言，凡社会艰窘之状，人民困悴之情，以及学生、工人刻苦自励之美德，悉为据实抒写，以激励国民，挽回崇俭风气”，颇有后来左翼作家联盟的宣言味道。与《致作家函》同时，教育部对当时八部以苦学生、农民、工人、黑奴等为主人公的小说作出公开奖励。换言之，北京政府在胡适等人还未参与文学革命前，就已开始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文学进行革命了。在北京政府征召下，一支文学革命大军已然在全国形成，协调一致地行动，而反对文学革命的人因缺乏一个可凝聚全国的反对力量的机构而形同散沙，其失败是肯定的。

胡适后来为抢夺“文学革命的发难者”或“运动的原始策划人”的地位，不惜将中国文学革命的发生从清末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全部复杂关系（尤其是北方与南方为争夺全国统一权展开的博弈）中抽离出来，置于“国外”，不厌其烦地絮叨1916年夏秋他与几个朋友在美国讨论“白话入诗可能性”的细节，仿佛文学革命是他在美国冥想出来的，是“‘偶然’在国外发难”然后通过《文学改良刍议》而波及国内的。但“国外”的那场小讨论不过是国内正在展开的讨论（1916年8月国语研究会因此而成立）的回响，它通过寄往美国的报纸波及到北美中国留学生圈子，而胡适一直是来自国内的报纸的贪婪读者。

胡适从不提清举人裘廷梁，此公1897年就首倡“崇白话而废文言”；也不提1916年夏他从国内报纸读到教育部一班人讨论白话的文章——至迟，在1916年9-10月间，他读到了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他申请入会的明信片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而于1916年底到达北京国语研究会（黎锦熙保存）。《胡适留学日记》透露，他写《文学改良刍议》是在1916年9-10月间。

6

1920年5月的胡适尚把北京政府看作比《新青年》还激进的文学革命者。这位自由主义者在1918年8月复《新青年》读者盛兆熊的信中不赞成以专制方式行文学革命。他预想中的文学革命是一种分子入侵式的漫长的革命，它依靠“将来的新文学家们”创作出的大量白话作品在国民中渐渐“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后，方可望其成。

盛兆熊建议胡适等人利用其在北大的权势把北大入学考试国文考卷改为白话。胡适复云，“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把大学[北大]入学的国文试验都定为白话”，“就是我们有这种权力，依我个人想来，也不该用这种专制的手段来实行文学改良。”如果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北大连改国文试卷为白话都办不到，又凭借什么神秘法力在其力所不能及的整个国家做到这一点？

1920年1月，北京政府下令改全国国民学校国文为语体文，随后改“语体文”一词为“国语”，确立白话（语体文）的法律地位，又颁布一项涉及范围更广也更有步骤性的法规，并将此前各省自行编订教科书的权力收归中央。明眼人知道，这种在全国基础教育中废除文言的政策，等于给文言施了釜底抽薪之法，不到一代，文言就将失去使用群体。

签署这些命令的是傅岳棻。自1919年6月执掌教育部以来，他一直面临反段祺瑞及安福系的势力的弹劾。仗着段祺瑞及其安福系的力保，他才没丢掉这一职位，在任上完成了中国语文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1920年7月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倒台，傅岳棻随即被新政府撤职，从此销声匿迹。

命令甫下，胡适就看出政府此举深远的意义：“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这位不主张以专制手段行文学改革的自由主义者进而为政府的专制手段辩护，说“现在有许多人很怪教育部太卤莽了，不应该这么早就行这样重要一桩大改革。这些人的意思并不是反对国语，不过他们总觉得教育部应该先定国语的标准和进行的手续，然后可以逐渐进行”，但胡适说“他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