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领导了1916-1920的中国文学革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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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当胡适的文学革命史开始流行使文学革命的真相沉沦时，比胡适更早参与文学革命且一直留心保存相关史料的黎锦熙试图提供另一种文学革命史。起初只是一封写给学生的长信，他在勾勒了秦汉以来中国漫长的语文史后，谈到1920年：

这一年是四千年来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国政府竟重演了秦皇、汉武的故事。第一件，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这和历代颁行韵书著为功令的意味大不相同，这是远承二千二百年前秦皇李斯“国字统一”的政策进而谋“国语统一”的，二千二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国语统一”一事绝不曾这样严重的干过一次。 第二件，教育部以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正其名曰“国语”，这也和历代功令规定取士文体的旨趣大不相同，这是把那从二千一百年前汉武、公孙弘辈直到现在的“文体复古”的政策打倒，而实行“文学革命”的，二千一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文体从不敢有这样彻底的改革，从不敢把语文分歧的两条道路合并为一。

这封信被他的学生拿来作为胡适的油印讲义《国语文学史》的代序，该书仅印一千本（供学生参考之用），且因其印制未得胡适许可而被胡适责令不得翻印。到次年胡适出版《国语文学史》的修订本《白话文学史》时，他去掉了黎序，因为黎序对他本人有关文学革命的叙述是一个颠覆。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决定整理国语运动史料，并委托黎锦熙撰写《国语运动史纲》。两年后，这本大部头“官史”出版了。谈到文学革命，黎锦熙引胡适1920年5月所说的“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为证，强调那个早已成为臭名昭著的历史名词的北京政府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语运动”（按：此指广义的：大凡民八以后所谓国语运动，都是广义的，连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运动都在一起。）。辛亥革命之役，将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气呵成，似乎是很不容易的事。“国语运动”则不然。因为这种革命运动，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要以人力办到，政府的力量和社会的潮流必须合拍;大凡一种关于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改革事业，要不是社会自身受了惊心动魄的刺激，感着急切的需要，单靠政府的力量，虽起秦皇于地下，迎列宁于域外，雷厉风行，也不见得能办得通。直到民国七、八年间（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欧战结局，全世界发生一种新潮流，激荡着中国的社会，于是这个“国语运动”才算水到渠成，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

他不否认《新青年》诸人应得的一份功劳，但这份功劳对整个中国文学革命来说只是“社会”方面的一个小小部分。《国语运动史纲》问世后，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了，以群体叙述的方式再次确认胡适版的文学革命史的正史地位。“官史”未能敌过胡适的“私史”。整个新文学史编纂史见证的是“私史”遮蔽“官史”并成为“正史”和“信史”的历史，因为它与“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兴起的“革命史学”合拍。所谓“革命史学”，就是“在野党”的历史学。胡适把拿官俸、出入教育部并在那儿兼职的国立北京大学的文学革命派写成与北京政府对立的“在野党”，也就不足为怪，尽管这给他的文学革命史带来了一种结构性的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