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厘清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

本文核心观点

●当前发展阶段有这样一个突出特点，即经济仍在持续增长，政治总体稳定，但社会问题多发凸显。

●社会问题多发凸显，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是不但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必须要弄清楚，哪些社会事务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承担，哪些需要各自分担，哪些事情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哪些事情需要通过政府调控和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关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概括。比较能够形成共识的，是认为当前发展阶段有这样一个突出特点，即经济仍在持续增长，政治总体稳定，但社会问题多发凸显。

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了，现在这个阶段，说社会问题多发凸显，主要还是和经济、政治方面的情况相对比而言。改革初期我们叫百废待兴，那时不仅社会问题突出，政治、经济也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问题多发凸显，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社会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然性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考虑。

第一，社会结构转型必然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但基本上是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强大动力推动社会结构转型。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先易后难，破除利益固化的樊篱不可能轻而易举，也不能期望改革能解决一切问题，但社会结构转型的巨轮仍在破浪前进，反推社会体制改革，要求通过改革为巨轮前进铺平道路。

现在的社会结构转型出现的三个转折点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劳动力供求关系转折点。我们过去一直说劳动力供大于求，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就业。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经济如此下行的情况下，沿海地方却招不到工，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我们一直以来依靠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但现在这种优势受到挑战，而且这种挑战是在农业劳动力还占30%多、农业劳动力高度高龄化并存在大量富余、农民还没有普遍富裕起来的情况下发生的。第二，人口老龄化转折点。这个问题国外学者给予很高的关注，我觉得国内关注得还不够。我们现在是2亿多老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下降的社会负担系数(就是老年人加上少儿占总人口的比例)，现在转向攀升。我国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资金一直依赖于土地资金的积累，现在一旦这个来源发生问题的话，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在未来老龄化过程中，对福利增加的资金压力一定要有精算和清晰的预见。第三，收入分配的转折点。大家知道按照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最高的一年，之后已经在微弱下落。国内外有些学者对这个数据还有些质疑，因为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数据也有不同的分析结果。但是大家普遍认为，我们到了一个关键点，能不能实现转折，是我们能不能够保证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顺利进行、能不能够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的关键。

第二，生活需求提高必然要求社会体制改革。随着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需求也提高了，不仅是“过得去”，还要“过得好”。特别是面对一些新型社会风险，例如在环境、食品安全、维权等方面，人们有了新的要求，处理不好容易产生社会矛盾。这些问题不同于过去的传统安全。过去无论是矿难、火灾还是地震、交通事故，涉及的是局部的区域、特定的人群；现在这种新型风险尽管死人不多，但是容易产生普遍恐慌和社会事件，在网上形成轰动性事件和社会舆论的可能性大。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群众的需求大大提高，这种提高要求我们必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处理好维权和维稳的关系。维权意识不是老百姓与生俱来的，是这几年快速增长的，我们必须对这种快速增长有一个准确的估计。

第三，利益格局失衡必然倒逼社会体制改革。大家知道，我们一方面生活在走向普遍富裕，另一方面各个阶层又都出现对利益格局和分配秩序的不满，而且现在做的相关分析表明，还不是那些最低收入的人最不满，反而收入水平不错、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特别在干部队伍里占相当大比例的人，对当前的总体分配状况不满。我们必须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调整好利益格局，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和经济体制改革不一样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是不但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过去政府代办一切，包办社会的一切事务。但是市场经济发展以来，很多的社会事业领域也都引入市场机制，比如说我们的医疗、教育等。这样做对社会事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也带来诸多问题，比如现在很多方面已经不是以公益为目的，而是以赚钱为目的，这就扭曲了社会事业的行为规范。

最近对医疗行业的一些议论很多，而且医生们意见还很大。医生们认为，哪个国家的医生不是中等以上收入水平，我们本来是白衣天使，现在有些媒体把我们写的和魔鬼一样。但是确实在现实中出现个别医生不是从公益出发，而是收红包、过量检查用药等问题，造成一些地方医患关系紧张。我觉得，这不是所谓职业道德滑坡的问题，很多问题还是源于体制和机制方面的一些因素。

所以必须要弄清楚，哪些社会事务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承担，哪些需要各自分担。不是说市场就不能够在公共领域里发挥作用，很多领域里肯定还是要发挥市场一定的作用，但是要厘清，哪些事情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哪些事情需要通过政府调控和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是要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共治局面，创新社会治理，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