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打不得半点儿马虎眼

从战后到现在，日本历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以及历史教育中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叙述，往往突出强调事件是关东军的“谋略”，而不是从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政策出发，对事变本身进行深入思考。一些日本政客挑战人类良知，否认日本当年的侵略罪行，对战犯亡灵顶礼膜拜，就是利用了这一错误的历史认知

制定“大陆政策”，将中国东北划为日本“利益线”

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资源以及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已令日本垂涎欲滴。1890年，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时任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发表的施政演说，影响了日本此后数十年的发展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主张，主权线即国界，利益线则是“与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日本把其利益线划至与日本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即当时所说的“满蒙（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保护利益线的根本方法就是强化武装，扩军备战。从此，日本就确立了后来被称为“大陆政策”的向中国扩张的国家政策。

1894年的甲午战争，可以说是日本将“大陆政策”从计划向现实转化的首次重要尝试。通过这次战争，日本成功地挑战了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首先控制住朝鲜，向利益线迈进了一大步。但日本的崛起也冲击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特别是同俄国早已确定的远东扩张战略发生冲突。20世纪初，日本虽然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但也不得不正视俄国作为竞争对手的存在，在与俄国就分割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先后签订4次密约后，日本也只能获取在中国东北南部等地的侵略权益。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帝国主义的干涉削弱了俄对中国东北北部的控制，东亚国际格局发生剧变。日本发现了侵吞整个中国东北以实现其利益线的重要机会，于是主动照会协约国，表示愿意出兵西伯利亚，但待美、英、法等国军队撤出西伯利亚时，日军却迟迟不撤兵，还在东北北部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一度开进满洲里、海拉尔、哈尔滨和博克图等城市，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从西伯利亚撤兵后，日本在中苏边境线上设置了多处特务机关，一方面窥测苏联的情报，同时为其军事势力向东北北部地区渗透作准备。

面临内外危机，“东方会议”确定赤裸裸侵华方针

如果说山县有朋提出的生命线和利益线概念尚属原则，那么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军部及各政党内阁就越来越把维护“满蒙权益”视为压倒一切的战略抉择和不可动摇的国策。20世纪20年代，日本面临严重内外危机，1927年还爆发金融危机。为摆脱危机，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后，主张以强硬手段对华“积极干涉”，扩展日本权益。1927年6月，田中义一召集与中国事务有关的军政官员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赤裸裸的侵华方针——《对支（华）政策纲领》。纲领强调，中国东北对日本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必须予以“特殊考虑”，包括在东北培植亲日势力；应用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的利益。满蒙特殊论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驻守在中国东北旅顺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集中了一批有极大野心的军人，如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石原莞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洋文明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下一场决胜战争将以日美为中心，而日本取胜的关键正在于控制“满蒙”这一最重要的基地。板垣征四郎则组织关东军参谋对东北进行“考察”。在考察后，关东军参谋们提出了一系列占领东北以及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预案”。关东军司令部则提出了作为纲领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因此，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