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刚：儒家礼文化及其现代回响（3）

礼的内在性还反映在礼与理、礼与情之间的关系。拿礼与情的关系来说，现代以来，许多人习惯将“礼”与“情”对立起来，认为“礼”是无情的、甚至是灭绝人性的。我们看曹禺的　《雷雨》，巴金的　《家》、　《春》、　《秋》，都饱含着一种控诉，指斥社会、家庭里面的礼教都是吃人的，是吞噬人情和人性的。其实，历史上一开始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司马迁就强调“缘人情而制礼”，礼是依据情而制定出来的，礼不过是情的一种外化和展开。历史上，礼和乐又联系在一起。有的时候是用礼来支撑乐，有的时候是用乐来支撑礼。古人说的“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就是关于乐对礼的作用的表述。通过有情的声音进入你的内心，拨动你的心弦，形成一种内在的作用和影响。

儒家也好，儒家礼文化也好，对于历史，我们追究的是它本来的一种状态；　对未来，它则会有一些是属于填充项，是有待填进去的，是开放的。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前提和原则。因为礼有其内在性和外在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填充项的实现是有可能的。既然它是一些“理”、“义”、“情”，我们就完全可以根据今天的理、义、情，来加以传承、改造、发展。

礼的价值与功能

今天强调建设法治社会，但单单靠法律是不够的。如果大家都“穿上法律的盔甲”，即使这个社会法制健全，它仍然是一个冷冰冰的社会。这就需要我们进入社会的构造和运作机制加以研究

刚才讲到礼的制度化的时候，说到在国家制度的层面，西晋以后形成颁订“五礼”的传统。其实到了宋代以后，一些个人包括民间人士也参与到制礼的行为中，而且在他们所制的礼中，有些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甚至编入了国家的礼典。

比如说《朱子家礼》。朱子，即朱熹。这部书的作者究竟是谁，是否就是朱熹，清朝时曾有较大争议。可最近20多年来，一些研究者重新论证它就是朱熹写的。

朱熹写有一个《家礼序》，里面有些文字读起来很有意味，如“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中，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困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大意是，礼经里面传下来的制度大多已经不适应于今天了。虽然很多人想变通，使它和现在的生活更接近，但都做得不够好。所以，他有志于此，写成《家礼》。这部《家礼》是贴近他当时那个年代具体情况的，既符合传统，又可行、可用，是改良后的礼。这部书后来得到国家的认可，成为国家礼制的一个部分，广泛流传于民间。

其实，我们当下的感受和朱熹当时的感受很相似、很接近。在朱熹之前，司马光写过一部书叫《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就是在《司马氏书仪》的基础上把古代的礼仪进一步简化和优化。《司马氏书仪》的影响力不够大，而改良以后的《朱子家礼》逐步普及、广为流传，到了明清，几乎家喻户晓。一些地方每户人家基本上都置备一册。如果没有这么一本书，你就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开展社会交往和应对，不懂得婚丧嫁娶葬祭，你就“行为失据”了，而我们现在的国人似乎再一次走到了“行为失据”的年代。

不知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不要说遇到红白喜事之类，就连一般的人际交往，都极其需要有“据”可依。中国经济崛起、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后，相形之下，精神生活包括行为文明却陷入了困顿的局面。例如，很多媒体一直在报道，中国人在境外旅游中有不文明、不雅观的行为。这就是一种“行为失据”。所以，我读前述《朱子家礼》的自序，就感受到我们今天似乎又遭遇到相似的尴尬和困局。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的“司马光”、“朱熹”们就开始说礼、制礼，现在也是，跨越年代我们看到有很大的相似性。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分析，其中一点与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危机有关。比如，那时司马光和朱熹都发现、看到了这种认同危机，其挑战主要来自佛道和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都讲到了“深衣”（古代衣、裳是分开的，制作深衣，需要将衣裳先上、下分裁后，再加以连属）、“冠礼”。司马光和朱熹都穿过深衣，尽管不被人理解，甚至还遭讥评。为什么要制定深衣制度，并倡导穿深衣呢？一是因为深衣之制包含了很多儒家的观念，二是服饰问题上体现着“夷夏之辨”。朱熹曾感叹当时流行的都是“胡服”、“戎服”。这与现下一些提倡汉服的人士的说辞，就有相近之处。循此，可以来认识礼的价值和功能。

近代以来，关于礼的价值和功能，有很多批评，讲“礼”是糟粕，很不好的东西。比如，认为“礼”讲等级、尊卑、亲疏。我们今天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还能接纳这些“礼”吗？毫无疑问，我们承认儒家思想里确实有许多不适宜于今天的东西，需要批判和丢弃。但我觉得，对待传统，对待儒家，需要有全面的看法，至少要有两种态度互补、结合：一种是批判的态度，一种是同情理解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不可或缺。当然，在认可礼的正面价值时，也不要忘了它还有反面的作用。这才有利于形成文化上的“自知之明”。

我们分析礼的价值和功能时，要尝试深入到两个方面。第一是人性。有一年“三月三”上巳节时，复旦燕园里上演了一场着古装的活动。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有评论说：“美丽的三月总是需要某种仪式来记住，于是便有了复旦上巳节。”这多少透视到了人性。第二是社会。我们要深入到社会的构造，以及社会的运作中，去分析礼的价值和功能。

比如，今天强调建设法治社会，但单单靠法律是不够的。几年前，有一名产妇因她未婚的“丈夫”拒绝在手术书上签字，结果死了。医院说自己没责任，谁都说自己没责任。在这个悲剧中，在法律的层面上，似乎大家都在照章办事，都无可指责。但如果大家都“穿上法律的盔甲”，即使这个社会法制健全，它仍然是一个冷冰冰的社会。那它缺少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进入社会的构造和运作机制加以研究。从这些层面，可以加深对传统礼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的认识，找寻到有益的资源。

刚才我说，对未来，儒家也好，儒家礼文化也好，会是一个“填充项”，但它也不是随意填充的。一方面，我们要给它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又绝不能是任意的，而是有前提的。例如，首先，它要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相适应。还有，要区分公权力和私领域的不同特性。比如，对于私领域的“汉服”和行古礼现象，完全可顺其自然，只要不违法、不侵害他人。但是，如果涉及公权力，比如，用公权力来推动类似礼仪的建设，就要千万谨慎了。

过往的100年里，汹涌的“反传统”思潮让中国人习惯性地反叛传统、疏离传统。在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的今天，我们需要作新的观察和思考。今天的讲座就是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和大家一起观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