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刚：儒家礼文化及其现代回响

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一直伴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停地讨论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至少从表面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总是通过或者说是借助打破传统，才得以实现。

这一百年以来，反映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反传统的呼声特别高涨，并且往往是压倒性的。例如，“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抨击的“吃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一定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展开思考，即我今天的演讲标题。我想表达的是，时至今日，儒家礼文化依然有着生命力，并为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

百年的思考与行动

难忘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曲阜刚恢复祭孔乐舞时，许多学者都对此不屑一顾。然而，一年复一年，在并不太长的时光中，它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无可置疑的受保护对象

其实这种思考与行动很早就开始了。今天我们先回溯这一百年，再早的姑且不论。为什么定在“百年”？因为1911年，清朝被推翻；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算起来，至今已经一百余年了。其间我们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对过往的审视，我们能更好地看清未来的道路。在这里，我先举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梁启超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大家都很清楚。他曾是倾心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家。但是民国建立以后，他很快就看到了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后遗症。他痛陈：“夫十年以来，忧国之士，以政治革命号于天下，清命既讫，天下喁喁想慕，谓新政象将自兹睹焉。徐究其实，所革者除清命外，则革道德之命耳，革礼俗之命耳，革小民生计之命耳，革贤者自存之命耳，革郡县相维之命耳，革藩属面内之命耳，甚则革数千年国家所以与立之大命耳。”民国建立了、革命成功了，两千年帝制被推翻了，但是大家企盼的很多目的都没有实现，令人失望。对此，梁启超在这篇名为《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的文章里作了深入的反思。“革进”，革命和进步也。后来一些学者将他的文化观概括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同时吸纳西方文明，然后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梁启超的此种言行、思想，可以说是开了后来“新儒家”的先声。

第二个例子，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便提出要“大集群儒，制礼作乐”。后来，北京政府又曾专门设立礼制馆，管理礼仪制度编修事宜。抗战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亦曾一边抗战、一边“制礼作乐”。1943年，国立礼乐馆设立。礼乐馆请了很多名流来制礼，曾在北碚开会议礼，制定了一部《北泉礼仪》。它是按照“五礼”来编排的。哪“五礼”呢？即中国古代沿用了千百年的“吉”、“嘉”、“军”、“宾”、“凶”。所以我们看到，直至1943年，政府还在试图采用、延续传统的“五礼”形式。

第三个例子，是近十来年所谓的“汉服运动”，它很能体现当下民间对传统儒家礼文化的回应。

如今，人们对“汉服”已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表现出大惊小怪。在设计和倡议“汉服”的同时，还有人恢复、行用古礼，如公开举行冠礼、笄礼（古代男孩子的成年礼叫“冠礼”，女孩子的成年礼叫“笄礼”）。一些学校和政府部门也会组织此类活动。或许有些带有仪式意味的个案，其形式本身很容易被看作是肤浅的，但你若把它放在大的历史背景里面，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内容是值得探究的。或许过个二三十年，做文化史、社会史的学者就要重新来捡拾这些事例了。

第四个案例，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近十来年，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其中包括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牵涉到“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这类问题在全球或多或少可能都存在。汉服再受关注，大概也和这样的身份认同问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