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刚：儒家礼文化及其现代回响（2）

2005年，中国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定在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2006年，在迎接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评选出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518项。其中有山东曲阜的“祭孔大典”，还有一些其他的祭祀活动，如黄帝陵祭典（陕西省黄陵县）、炎帝陵祭典（湖南省炎陵县）、大禹祭典（浙江省绍兴市），等等。至此，仿古礼仪或恢复古礼，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获得了合理性与正当性。至于在思想层面，这些活动还得到了包括正逐步流行起来的“文化多样性”理论的支持。

难忘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曲阜刚恢复祭孔乐舞时，许多学者都对此不屑一顾。然而，一年复一年，在并不太长的时光中，它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无可置疑的受保护对象。变化是极其显然的，“儒家礼文化的现代回响”也已成为再也不能视而不见的重要社会现象。

儒礼的形成及其制度化

儒家也好，儒家礼文化也好，对于历史，我们追究的是它本来的一种状态；对未来，它则会有一些是属于填充项，是有待填进去的，是开放的。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前提和原则

同样是“儒家”，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有着一些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第一个阶段，始于春秋末年，孔子和他的学生创立了“儒家”这个思想流派。儒家形成的背景是百家争鸣。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出现，互相攻磗驳难。其时，儒家是其中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

第二个阶段，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的一部分内容被吸纳为国家的意识形态。通过国家力量，又逐步地完成了“礼制的儒家化”和“法律的儒家化”。其实，礼在儒家形成前就有了，至少在夏的时候就有夏礼，殷有殷礼，周有周礼。在很长的时间里，“礼”这个概念并非为儒家所专有、专用。但孔子通过讲授、整理古代文献，形成儒家学说与儒家经典，影响深远。

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儒家坚守“礼”的立场和价值观，并憧憬着以“礼”来构造未来的社会。他们持续地整理礼书，在礼制文本化的同时，将儒家的观点、观念与古代的礼仪交融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汉代逐步完成了礼制的儒家化，让儒和礼融合交织在了一起。其后完成的法律的儒家化，即看你合不合法是取决于你合不合礼，把礼的标准灌输到了法的里面。

第三个阶段，始于形成科举制度的隋唐时期，展开于宋代，延续到明清。这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可以以“四书五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为参照。也可从“庙学合一”的学庙（即官学系统中的孔庙）的角度予以观察。这样的转变和演化，我把它称之为“教育的儒家化”。随之，“儒家”的含义也跟着在扩大：到了宋代，读过书的人都接受儒家的价值观、信奉孔子的学说、对孔子顶礼膜拜。由此，“儒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泛化的概念，甚至有所谓“儒商”等说法。与“儒家”范围的扩大相伴随的，是“儒礼”全面渗透到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礼制的儒家化过程中，儒家整理了很多文献，也发挥了自己很多的见解，编订了不少重要的礼书，最后合成为　《周礼》、　《仪礼》、　《礼记》。从西晋开始，朝廷就按照这些礼经里面的一些结构框架来编制国家的礼制，如根据吉、嘉、军、宾、凶“五礼”制定礼仪。自此以后，大约每个朝代都会根据自己的要求对“五礼”重新编制、修改、调整。

像中国文化这样把繁复、冗杂的礼仪编成一个整体，编制出“五礼”这样一个系统，并且在两千多年里传承下来，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仅见的。这也就可以想见，为什么中国跨入近代后，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儒礼表示反感。但这对中国文化的稳定性、延续性和文明的高度发达，是有正面作用的，其负面作用当然也毋庸置疑。大家可以去充分地讨论和思考。

生活中，大家看到的往往都是礼的外在表现，如行为、仪式，或者物态化的东西。比如故宫，它是按照某种礼制观念建造的，是礼的物质化的呈现。但古人在讨论礼的时候，会非常强调礼的内在价值，如区别礼之“义”和礼之“仪”。义是内在的精神，仪则是外在的表现。先秦典籍《左传》　中记载：“是仪也，非礼也”，即是强调“仪”还不是礼。如缺乏内在的东西，再怎么注重“仪”，也都流于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