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通过制度反腐，以此彻底终结腐败 （4）

4）审计监督：这也是事后监督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国家治理中，审计实质上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在《世界审计组织战略规划(2011-2016)》中，明确要求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在坚定反腐、加强问责、促进透明、强化良治方面不断努力，以展示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审计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财务数据上的可疑线索。刘志军案就是由审计署发现的线索“牵”出来的。2013年全年，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共审计15万多个单位和政府部门，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经济损失4500多亿元，移送2400多件违法违纪案件线索至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特别是今年6月16日到25日，审计署连发17份公告，移送至2014年5月已办结的35起经济案件和事项、中国烟草总公司等11家国有企业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国家发改委等37个中央部门单位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仅11家央企2012年财务收支审计，就对190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厅局级干部32人。

5）考虑到前述三项制度建设的渐进性，当下体系内的中共各级纪委仍然会是中国反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方面包括以下五项制度升级和优化：

a)提级管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即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中共十二大正式确认了纪委由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的体制，但实际上纪委仍主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这成为影响其工作独立性的最大障碍。以前各级纪委书记发现了线索，都必须向同级党委一把手汇报，对方同意后才查处。如果一把手想瞒报，上级也不知道。现在显然这种方式不行了，必须同时报给上级纪委，隐瞒难度加大。另外开始执行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同级党委一把手说了不算，而且“上级纪委”还放在“组织部门”之前。

b)巡视组：强化派驻监督和完善巡视制度。以前中央纪委的纪检组，都是派驻到国务院系统的政府部门，比如教育部、公安部等，而在党务部门比如中组部、中央统战部、中联部，除少数特例外，还都没派驻。现在则是要全部派驻或者全面巡视(包括增加专项巡视)；对于巡视工作发现的重点线索，责任到人、逐一核实，做到件件有着落，对违纪违法的，及时报告、及时移交；同时创新性组建巡视组组长库、一次一授权，实行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有助于提高巡视质量和实效。

c)权力制衡：重点是要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党政一把手)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首先是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减少其对具体事务的插手干预。一把手确实会管宏观，但是没有具体事权，想绕过副手很麻烦；同时降低一把手对同僚晋升时候的影响权重，就算副手拒绝一把手的不合理要求，至少不能直接处理意见不同的副手，形成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

d)廉政问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要领导对本单位的反腐问题负责，如果下属腐败频发，其必然脱不了干系。如果发现一把手在此类问题上有失职，那么就要采取倒查的办法予以追究，而且一是要追究到个人身上，绝不能以集体名义敷衍了事；二是终身追究，即不管其将来职位如何变动，都会要追责，跟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终身追责一样待遇。

e)选拔标准：用人选拔则是源头控制。2013年底通过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强调重用四种人，即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同时首次明确若有以下六类情形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群众公认度不高的；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中有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有跑官、拉票行为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其他原因不宜提拔的。

这些措施也是多年摸索和磨练的经验积累，而且有自己的逻辑，例如如果上级有效监督下级则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为什么效果还是差强人意呢？因为下一级官员往往是上一级官员亲手提拔起来的，所以又要分散主要领导的人事权和决策权，还要配合派出巡视制度，同时还得要前置通用的选拔标准，还要实施“连坐”性质的问责制度。但是仅仅依靠内部风控难以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这已经在一系列重大腐败案特别是“一锅端”的窝案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中国的党纪国法之网不可谓不密，执行法纪的部门不可谓不多，但为什么仍然问题频出呢？特别是如何才能彻底防止出现超越于党纪国法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特殊领导干部？问题的根源显然是同体监督，内部制衡和暗箱操作。只有异体监督，外部制衡和阳光操作，才能真正做到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