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难与破解之策（2）

二、当前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现实困难和主要问题

“故事”的传播图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今天我们所讲述中国故事其实际效果与我们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可以说有其客观原因，更有我们主观方面的问题。有“略”不够、“术”不精的问题，也有“软”的偏软、“硬”的不硬的问题。具体说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与外部世界思维对接中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故事的开篇，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摆脱狭隘和偏见的思想解放过程，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的过程。尽管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思想观念，都给中国道路中的价值理念打上深深的烙印。中国发展中的一元主导、多样发展、增量改革、中庸和谐等是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经验⑥。同改革开放前相对封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比，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实际上走出了一条更具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道路。从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来说，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应该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的特殊性应该是建立在普遍性基础之上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内涵，同样更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一个时期以来，国际国内关于中国发展的特殊主义观点大行其道，过于夸大中国独特的个性和特色，忽略中国故事所蕴含着的普遍性价值，弄得西方世界无所适从，有意或无意地出现“中国XX论”就不足为怪了。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人类社会所共享的一些基本价值，尽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还是初步的和规范性的，但是它确立了尊重人类社会共有价值这一普遍性原则的基本方向。构建美好的中国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弄清中国故事中蕴含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讲清其中所体现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

2.中西与外部世界话语体系差异。长期以来中国和西方世界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双方的概念、范畴和表述缺乏充分有效的融通和对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与之相比，我国的思想创造和国际影响力都较小，这与我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这其中有我们囿于自身体系“自说自话”的原因，也有外部话语体系中我们自己没有能给出有深刻思想性和强大说服力解释的原因。外部世界基于其自己的认知框架，以片面的、零散的甚至是失真的信息来“构造”中国故事，其结果往往是“谬以千里”。

我们强调应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显然在“所以然”上下功夫不够，目前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没能给出“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有力解释。比如，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还有历史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等本身具有深厚的集体主义和朴素的共产主义传统。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且实践证明其是行之有效的，但我们还没有给出基于学术概念和逻辑体系的科学、规范和严密的论证。我国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基本上沿用西方学科体系分析框架，但对当下中国每天发生着的生动鲜活的实践，还没有给出足够多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3.当代国际传播形势日趋复杂。转型和发展中的中国自身所具有的复杂、多样和多元，客观上给西方一些心理不太“健康”的人以另一种解读，这背后时隐时现地会看到某些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影子。中国形象很多时候还是以“他者(Other)形象”出现，一些人秉持冷战思维，为我所用地肆意夸大或渲染所谓的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官僚腐败、社会不平等、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蓄意制造关于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或脸谱化的国家形象。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贡献良多，一些西方媒体偏执地把中国宣传成“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挑战者”，是“要用金钱征服世界的暴发户”。中国提了打造文化软实力，一些人把其解读为中国要搞“文化战”。

美英等西方传媒具有全球传播的强大影响力，美联社、路透社、BBC、CNN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是全球传播体系中发布中国新闻、塑造中国传媒形象的主体，目前世界各国传媒报道中国主要引用的新闻稿多来自以上通讯社和媒体。中国新华社规模现已是世界第一，但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目前还无法与国际主要媒体抗衡。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把“外宣”定位为与“内宣”有别、机构和职责比较明确的一项任务，由于我国“外宣”媒体有限，与国际传播信息流缺少交汇点，且我国信息源相对封闭，有关中国的信息和声音长期处于“少”、“小”、“弱”的边缘状态。2008年是中国对外传播出现实质变化的关键一年，当年的奥运会、拉萨“3·14”事件和“5·12”汶川大地震推动了中国信息源的对外开放，我们“采取有控制开放信息源”的做法，放宽了原来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活动的一些限制，开始摆脱过去“外宣”媒体主导的单一模式，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近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正在催生全球新闻传播的革命，外国媒体对中国的“二次”传播出现新的变化。

2010年以来，博客(Blog)、播客(Podcasting)、即时通讯(如QQ、MSN)、社交网络(SNS)、微博(Twitter)等为主要形式的自媒体快速兴起，世界上50%的人口在30岁以下，其中96%的年轻人已加入社交媒体，美国Facebook的周流量已经超过搜索引擎Google⑦。有关资料表明，近两年埃及等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Facebook和Twitter都发挥了不容小觑的力量。目前西方国家的自媒体用户是形塑自媒体涉华舆论的主要力量，一些传统媒体人员成为自媒体时代的舆论领袖。2010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864篇，引用网络信息的篇目63篇；2011年该报涉华报道703篇，引用网络信息篇目101篇，其对网络信息的引用比重比上年几乎增长1倍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观点表达”部分，“支持政府举措”的引用比例极低、“不满政府举措”的部分较高。一些西方媒体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引用微博等自媒体言论，官方媒体没有发出声音来时，就到微博上去找；官方媒体已发出声音如果不相信，就到微博上去查找反面证据。

4.故事讲述方式、手段以及知识和技能不足。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有效的沟通作保障。从认知心理学来说，人类固有的认知模式会形成群内与群外的二元划分，以此形成人们对外部信息的认知和判断。一般说来，人们倾向于忽视群内成员与自己的差异，对所认定的群内成员易于形成正面判断，同时往往夸大所认定的群外成员与自己的差异，形成对群外成员不应有的偏见。我们要讲述好中国故事，就要努力避免被外部世界视为“他者”或“异类”，学会运用同理心(empathy)进行换位思考，以一种外部世界可以理解、可以明白的方式进行沟通。

2004年和2008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拍摄了两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红色中国》和《青春躁动的中国》，讲述从下岗工人、农村个体户到公司职员和创业海归等各行各业普通人在经济改革浪潮中的不同际遇，很多美国人看后觉得中国人也是同自己一样的人，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版印象。实践证明往往是那些来看民间的、具体的、渐进式的交流效果较好，而自上而下的、抽象的、突兀式的宣传其效果常常大打折扣。近年我国一些政府花大气力投入精心作品，由于其“宣传”⑨味道太浓，其效果差强人意。还有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比如，中国媒体曾报道过一位丈夫在外服役的军嫂，为使丈夫安心工作，独自照顾生病的公公，公公最后去世也没告诉丈夫而是选择独自承担一切。在西方人看来这个故事的影响很消极，他们认为军嫂剥夺了丈夫在自己父亲去世前见面的机会，她的行为非常怪异。

5.传播渠道和传播能力有待提高。目前与西方强势媒体相比，我们在新闻采集能力、传播能力、辐射能力、技术装备能力，以及重大新闻的自采率、首发率、落地率和国际化人才方面都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有自己的外语媒体，如中央电视台的外语频道，但还无法与西方主流媒体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进行竞争。中国媒体从业人员达100万，其中有许多国内和地方报道的行家里手，但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熟练掌握外语、能够全面清晰准确理解目标受众的国际传播人才严重不足。有外国观察者指出，中国经常显示出对西方媒体如何运作缺乏起码的了解。一位英国媒体编辑就曾质疑中国的官方新闻发布系统：“发言人知道各个西方媒体具体的发稿截止时间吗？他们认识这些媒体机构中的关键联系人吗？他们知道怎么与西方记者建立定期的工作联系吗？”，显然在这些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⑩。

当今世界智库在观念创设和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在国际一流智库建设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前段时间国际上发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排名》，中国智库(429个)在数量上排名第二，但仅相当于排名第一美国(1823个)的1/4。在全球前50个顶级智库中，中国只3家入围(11)。报告中关于最具创新性政策建议、最佳利用互联网和社会媒体、最佳利用多媒体技术、最佳对外关系与公众参与等项目排名则没有中国智库入选。

做好翻译工作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关，近几十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与应用能力显著增强。近年由于受浮躁的学风和社会风气影响，高端翻译人才特别是小语种人才严重匮乏，受国际社会欢迎的中国文化翻译产品数量和质量都满足不了现实需要，不仅难以产生一批博古通今、中西兼修、学养深厚的大师和更多高水准的作品，而且有些翻译作品粗制滥造、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