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软硬兼施、多策并举,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一)制度战略沟通的国家框架
要把讲好中国故事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使之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奥巴马政府制定《战略沟通的国家框架》(12)的做法,协调整合现有全国政协、外交部、中联部、教育部、文化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侨办等部门的对外宣传职能,建议成立国家战略沟通和公共外交协调委员会,作为国家级形象塑造和传播协调机构。要逐步放弃已有的单向的“外宣”思维,从国际跨文化间互动和沟通角度来组织专门力量,对目前有关中国故事、中国形象的重大行动和事件,如孔子学院、国家形象宣传片等的实际效果进行跟踪和定量化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足。特别是要在争取我国在国际上的概念定义权、使用权、议题设置权和讲故事的话语权上功夫;要坚持传播有效性原则,认真研究讲好中国故事所必需的主体、内容、方式、方法等问题,形成系统化的、有针对性、细分化的工作方案和行动举措。
(二)加强关于中国故事的重大问题研究
组织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门力量,就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中特殊性背后所体现的普遍性价值进行系统研究。对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理论问题,力争给出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和表述方式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解释。系统研究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等西方主导的社会科学框架体系,努力创造出可以很好阐释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下丰富实践的新框架、新概念和新体系,以此讲述好中国人自己的关于民主的故事、自由的故事、人权的故事和法制的故事,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条符合人类未来发展需要的道路。国家中小学教材是一个国家人们最先接触到书籍,它很好地体现了一个国家主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要借鉴美英等国经验,及时跟踪、收集不同国家的中小学教材,从中发现在讲述中国故事过程中应该注意或可资利用的东西(13)。
(三)整合各方力量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合力
加强政府与民间非政府资源的协同。要培养官员的对外交流能力,有针对性地对各级政府官员开展培训,使他们学会展示平和、亲切的个人形象,学会讲故事而不是讲那些让人摸不着边际的“口号式”概念和抽象的数字。着力发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对外沟通作用;设立并举办好国际新闻奖、国际电影奖、国际图书奖等引领和确立媒体政治“正确性”标准的奖项;设立国际基金会,培养基金会学者并支持其有关中国方面的研究;要重点发展有国际影响的智库,增强其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创设议程、引导舆论的特殊作用;要有意识地培育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故事的代言人。
(四)要学会以平和的心态讲述中国故事
要树立更加开放、平等、自信和大度的大国心态,尽快改变长期以来给国际社会形成的神秘、不确定、难以信任的印象,学会适应国际媒体聚光灯下的“微描”。努力改变“好面子”的毛病,不过分在意别人的评论,少一些不顾实际地拔高或炫耀成绩。要适应“故事”本身的传播规律,以更多的笔墨讲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故事。要学会令人信服地、更加平衡地讲述中国故事,能够客观看待自己、看待外部世界的反应,把一个既丰富多彩又充满矛盾复杂的转型社会真实地展现给世界,懂得适当的负面报道并不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要争取做到国内重大负面事件对外首发报道,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变有关中国新闻的主体性信息源为我方的主导性信息源,提高中国媒体的可信度。
(五)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媒体集团
要加快国际一流媒体建设,打破美英等国家媒体垄断国际舆论的局面,及时发出中国声音,用中国话语、中国框架引导国际涉华舆论。逐渐打破新闻单位依照部门职能和行政级别设置的模式,审慎发展半官方的国际传播主体;突破政策限制,探索按照新闻规律和市场需求通过收购和兼并形成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的大型传媒集团。要加快媒体“走出去”的步伐,增加媒体在全球同行中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中国媒体的自采率、首发率、落地率,提高传播能力和效果。要加强新技术条件下自媒体传播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传统媒体应及时将触角延伸到更加广阔的新媒体领域,采取引导、渗透、借用的办法,发挥好自媒体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正面作用。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挑选和培养一大批熟悉全球媒体业、了解目标受众、精通外语和新技术的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投身到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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