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内经济运行已行至大半,但各方面传来的经济信息似乎并不乐观:8月份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缩至13个月来新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有所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速继续下滑,消费形势和出口形势一直在低位徘徊。特别是反映市场景气度和企业景气度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时出现下行态势,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CPI同比增长1.6%,创下56个月新低,PPI同比下跌1.8%,创下5个月新低,体现出经济运行已处于通缩状态。经济界目前普遍担心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同比还会下行,全年经济并不乐观。
面对经济下行态势,是要立即采取强力经济刺激政策稳投资、稳增长,回到“信贷放水”、“投资驱动”的老路上去,还是固守定力,坚持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推动创新,以时间换取空间?在此前召开的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回应。他表示,要保持定力,深处着力,定向精准施策。要通过“强改革”启动中国经济内生活力,不再以政策的“强刺激”换得一时好看的经济数字。
当前复杂的结构性矛盾更多源自体制性障碍
今天的经济下行态势,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经济周期的一个必然现象。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出现下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逐步递减。其典型特征就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社会经济结构从适应工业经济社会转向适应服务经济社会。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还跨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社会矛盾进入一个凸显期。
就此看,我国经济不仅正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这样一个短期的“三期叠加”,还处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中等收入陷阱临界这样一个“叠加期”。中央将这个重要转化时期的中国经济概括为“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年中的不同场合,要求各级部门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动适应新常态,既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又要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结构调整正是采取应对措施的着力点。今天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实质上还是结构问题。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比较平稳快速的增长得益于两大重要增长动力:一是出口经济,二是房地产经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再依靠出口拉动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国内,主要依靠各地开发房地产来驱动投资快速增长,也面临资源的过度使用、传统产业经济的产能过剩、过高的杠杆率和城乡经济二元矛盾不断增长的压力,由此也形成了国内投资与消费结构的过度失衡。这些问题背后,其实积淀着大量的体制性弊端。
一方面,过去的“大进大出”依赖的是国内廉价的土地、资本、劳动力要素资源,尽管我们换来了不少的外汇储备,但中国制造业的成长却付出了高昂的资源环境代价,以市场换外汇的经济模式不仅不能持续,也一直没能推动中国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另一方面,以房地产、开发区经济驱动各地投资的快速增长,强化了各级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的偏好,追逐GDP排行榜位次换来的只是表面的经济繁荣,但却带来了大量的资源寻租空间,造成今天过多过繁的官商经济、权钱交易和过高的社会成本,权力经济形成的官商腐败也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侵蚀了民生利益。这正是我们多年来虽然不断强调结构调整、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但步伐始终是亦步亦趋,体制性痼疾始终阻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解决中国经济的症结,必须从解决结构性矛盾入手;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又必须彻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有让政府与市场均回归自己的本位,中国经济才能消除体制机制性障碍,走上一条健康稳健的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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