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酒店“弃星” 监管不能“弃查”（2）

专家说法

“严控会议费与‘限星’无直接联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各地在严格控制会议费的管理办法中，都有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人均住宿标准等限制条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选择星级酒店和会议费的标准没有正相关的联系。

因此在他看来，在标准定好后，一些地方“限星”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严控会议费最终是靠制度来保证。对于各地的“限星”政策，刘剑文认为，政策执行的早期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刀切”的情况。但是实践中如果发现制度不合适，会有进一步完善的过程。

上海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兵也认为，“限星”是严控会议费的一个手段，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刘小兵分析认为，五星级饭店“弃星”为迎合政府需求，这恰好说明其政府性的业务量很大。那么更要解决如此多会议的来源问题。“如果造成会议繁多的原因不解决，仅通过控制标准是难以奏效的。”

酒店弃“星”换马甲为哪般？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高端白酒、豪华汽车皆因持续强力的反腐而受到影响，就连金秋十月上市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也因为几无官员消费，价格跌了四成，由此观之，五星级酒店受“牵连”自然也在情理之主。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秘书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限星”的政策对酒店打击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公务消费一感冒、企业就开始打喷嚏的现象，说明了八项规定确实见成效。可是，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商言商，五星酒店主动“弃星”，其反常经济行为的背后，却也提醒我们，反腐不能掉以轻心。

今年“弃星”的10家五星酒店，半数以上是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如果这些五星酒店因为主要支撑业务——公务消费的减少，而导致经营压力过大，转而主动调整市场战略，将目光投向更广大的普通消费者，俯下身段，降低价格，通过“弃星”实现由高端酒店向大众消费酒店的成功转型，或者放弃暴利，以更实惠的价格适应政府会务要求的转变，其实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市场起起落落，生意见机行事，本是常事。

可是，“弃星”后的酒店大多数并没有降价，仍维持高价经营。其原因耐人寻味。很显然，五星酒店“弃星”的低调背后，并非是想转型，而是想着换个马甲，继续抱公务消费的大腿。去年9月底出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含四星)定点饭店召开。”可能这些五星酒店认为，只要自己的星级降下来了，就可以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换汤不换药，继续享有“三公”消费的暴利。这种想法其实与“矿泉水瓶装茅台”、“小食堂里吃鲍鱼”是一个路子。期望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但这种算盘恐怕难以实现，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随着“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强力推进，中央反腐决心坚定。靠公务行为支撑的高档消费市场必然无法长久。而且，在犹豫与观望期结束后，官员也不敢顶风作案，明知“无星”后是高档消费仍心存侥幸，拿自己的位子和帽子冒险。中央和地方一个接一个的制度和条例正为各种公务消费戴上“紧箍咒”。不仅要求会议“瘦身”，能不开的会就尽量不开，能开电话会议的就开电话会议；对于会议、差旅费用的管理也日益细化和公开。以往那种一张会议费发票可以把什么消费都包进去的情况，已是难以为继了。

所以，对于曾把“三公”消费作为主要目标群体的五星酒店和其他高档消费而言，与想费尽心思打政策的擦边球，不如多想想看，如何用价格和服务赢得更多的消费者，不把“三公”消费当成唯一的稻草，而是顺应市场需求，重新定位，方是华丽转身之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