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共产党人世代学习的楷模

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经历战争、革命的艰辛，尝过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利滋味，也受过游街示众，交心悔过的羞辱。靠着他自身的人格魅力和能屈能伸的韧性，在他的暮年，不但挺过了所有的挫折和风险，同时还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立了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并成为指引我们前进的灯塔。

邓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朴实的话语，明白无误地道出了邓小平群众观的思想情感来源。邓小平热爱人民，对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探索和设计每一个步骤，每一项决策的可行性，邓小平都始终坚守一条准则：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邓小平说：“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判断和衡量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成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

邓小平之所以成为深刻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一代伟人，之所以成就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不朽历史功勋，既有风云际会的历史因素，也有个人的卓越特质。其过人特质之一，体现为政治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高度地、完美的统一。有了政治坚定性，才确立了党和国家正确的大方向、大目标，有效凝聚了党心、民心、军心；而策略的灵活性，则通过科学方法、措施、手段，保证了基本路线、总目标的实施和一步步实现。这一点，堪为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典范。

在党和国家发展的路线和方向上坚定不移，在策略上则稳妥分步实施。邓小平一生经历非凡，经验丰富，兼通中西，同时波澜壮阔，三落三起，实属罕见。他从青少年起树立的救民族于水火、强祖国于贫弱的宏大志向，一生矢志不渝；他建国后从地方到中央，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追求与探索，始终没有改变。因此，他组织推动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邓小平斩钉截铁强调这一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令人振聋发聩，其政治坚定性显现无遗。

面对“文革”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困难复杂局面，如何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经济建设，如何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快速稳步发展，过河怎么解决桥和船，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策略，体现出策略大师的风范。

一是换脑子。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引导全党摒弃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想问题，围绕中国特色找出路。既大力反左，又注意防右，将党内和国人的思想统一在正确的方向上。

二是建班子。新时期新任务需要大批新人，需要组织路线保证。于是，邓小平推动了党的历史上规模宏大的干部新老交替。一方面提出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选拔大批新的领导干部，充实更新各级领导班子，为改革开放事业增添活力；另一方面，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推动建立退休制度，特别考虑大批德高望重高级干部的实际，提出建立顾问委员会以平稳过渡的策略措施，并亲任主任，引导中央层过渡。

三是推改革。明确提出政治上民主，经济上改革的要求。具体推动开放创新，建立经济特区，引进技术、管理、人才，改革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思想观念。同时对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国防等方面的改革都有一系列精辟深刻的论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论断。

四是立环境。对内推动整党，树立优良作风，反对特殊化，防止腐败，打击犯罪，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创造稳定发展的环境；对外调整与美国、前苏联、欧洲、日本等重要国家、地区关系，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主张，创造和平发展的环境。

五是明步骤。邓小平希望中国早日繁荣富强的强烈心愿见诸于多篇著作，如1983年视察江苏等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1988年在谈话中强调，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92年南巡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这些都是针对解放思想而言。而针对完成初级阶段历史任务，邓小平头脑十分清醒。因为他经历过民主革命和建设两大历史时期，深知盲目追求高潮、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等左倾行为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本人三次受迫害都与左倾盛行相关。因此，他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要阶段性推进，每个阶段确定不同目标，前后接续，梯次前进。比如，他提出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建设分三步走：前十年翻一番，打下基础；后十年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为进入新世纪打下基础；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实践充分验证了三步走策略的正确性。还有就是在改革顺序上，先农村农业，再城市工业；在处理急缓上，先经济建设，再国防建设等。这些策略都坚持从实际出发，经得起实践检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政治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还体现在邓小平处理重大问题的其它方面。比如，在推进工作重点、保证工作中心上坚定不移，但在具体实施策略上注重统筹兼顾、相互促进。他在文革后复出的首要考虑，是推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现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手段。即使出现严重政治风波，仍然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改变，谁变谁垮台。这些话可谓掷地有声，余音绕梁，何其坚定。在坚持中心工作不动摇的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抓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建设，强调防止两极分化，打击经济犯罪，保持稳定，等等。认为它们之间互为条件，必须辩证统一的处理好。再如，在涉及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上坚定不移，但在具体方式、方法、途径上灵活运用。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邓小平策略灵活性的一大创造。按照这一构想，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涉及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事关中华民族大局，邓小平丝毫不含糊。但在此前提下的统一方式可以由海峡两岸商谈，甚至台湾可以保留原有政治体制。目前两岸良性互动，实际是这一构想的阶段性实践成果。香港的主权不容谈判。当年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讲的这句钢铁般的话语，至今传为美谈，让曾经威风八面的铁娘子领教了中共领袖的坚定品格。但在维护香港回归过渡期稳定和保持回归后繁荣的考虑上，邓小平非常现实，高度灵活，强调与英国合作解决问题，回归后其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可以五十年不变。

凡此种种政治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高度统一的范例，既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巨大实践勇气，也体现了坚持辩证法科学思维的巨大理论勇气，是共产党人世代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