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个人趣味与经济政策和国家法令的辩证
凤凰网文化:我们不是去揣摩领导说话的方式,我在想习近平在他们这一代人里面,是一个个人修养上蛮高的领导人。
许子东:我是在知青时期开始读书并认识农村认识中国。第一次看到同代人执政。相信座谈会上很多知青作家会比较有文艺背景上的亲切感。
凤凰网文化:他会到古巴专门去喝一杯海明威喝过的酒就很有意思。那他个人的发言里面是不是他还是有一些个人化的东西在里面?
许子东:政治家也该有他个人的艺术趣味。至于个人趣味与经济政策与国家法令之间的程序关系,又是另一个问题。
凤凰网文化:可下面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许子东:要那具体分析,相信这不是领导人的本意。要么就是有意的拍马屁,从中获得个人利益。要么就是盲从保险,老是要领袖来给你指定一切,不仅指定国家方向,还指定你床上的被单是什么颜色。奇奇怪怪建筑如果很多,应该不是创新,而是跟风。
凤凰网文化:但是习近平讲话其实他对未来的文艺创作的影响是其实是很多深远的,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许子东:简而言之,我们的创作现象已经非常多元,但缺乏价值批评。大家分不清楚《小时代》跟《黄金时代》的差别,分不清楚《归来》跟《三枪》的差别。但是就批评本身来说,价值观又太单一,思想不够多元。
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本质是反现实
凤凰网文化:1979年的时候,赵丹说文艺不要管得太死,管得太死没有希望。那就是现在大家会担心习近平的讲话是在那管文化。那这个文艺是谁来管?怎么管?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许子东:文艺的功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要求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文艺从来的主流是文以载道。朱熹的话,说这个文章,像车子,车子不装东西的,再好有什么用。美刺,功用是核心。虽然中国文学里也有魏晋南北朝,有晚明,但是唐宋八大家韩愈这一条线是最主流的。
等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虽反传统,却强化文以载道。一个原因是在民国时期,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反政府。其实知识分子本质是反现实的,对社会不满的,这是他们的天职。知识分子要是对社会没有不满,他就没有他的基本动力了。因为对社会不满,从五四一直到1949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然的就帮反对党,就是帮共产党。因为毛主席说在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当中,两个司令,一个是朱总司令,一个是鲁司令,就是认为文学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部份。文化战线跟武装斗争都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建国以后,整个执政集团党高度重视文艺,而且要把文艺当作政府的一个部门来管理的。如果我们今天同意说我们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而且也许古代,中国从来跟世界上面任何文明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这条道路走得还很有特色很成功。那么我们今天也自然有理由不丢弃这么一个传统。
另外一条线索赵丹说的政府不该管太多,那是欧洲近现代的文艺价值观,特别是康德的理论。认为文艺是它的根源是游戏,它应该不是功利的。比如康德说伟大的事情那是道德;有用的东西那是政治的;如果既不伟大也没有用的但是依然使人感到快乐的东西,那就是美。因此,艺术的本意就是不应该有功利。这个观点,其实在欧洲也不能说一直是主流,但是到了近代以来就占上风。因此,现在很多国家政府没有一个部门来管艺术创作,而艺术也照样很发达。所以,好像是一个文艺政策上的争论,最后的确是有一些文化历史根源的分歧。这些分歧,从学术角度来讲,都有它道理。如果一牵涉到权力结构,一牵涉到具体的功利策略,那我们就不敢评论了。
凤凰网文化:好的。那您觉得就是管文艺的时候,是不是要去掉一个害怕?特别是在执行的层面。
许子东:说实在话,不仅是官员,就是作家,就是传媒工作者,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你都应该“害怕”,都会如履薄冰,都应该有敬畏之心。所以我觉得害怕不该只是一个贬义词,你要换成敬畏之心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恰当。所以如果我们再用害怕这个词的时候,不应该只是害怕说这个东西会闯祸,我会得罪上级,或者说酿成一个什么事件。这个害怕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更要包含一份对文化传统,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所以也要有一份敬畏。关于电影,关于文学,关于历史中国,不是我们做批评家或文化官员就可以指点漠视伟大的传统。限制我们的,不是害怕,是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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