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文化:您如何看待习近平这次讲话?
许子东: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新的领导层也很关心文艺。另外,文艺座谈会的形式又会使人想到延安。整个讲话的全文我看是比较正面的,在效果上,或者会增进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增加中国一线艺术家作家对领导的理解信任。
目前文艺批评的空白是百年中国所未见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他提出了一些什么令人瞩目的观点?
许子东: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他说的剜烂苹果,这是鲁迅《关于翻译(下)》的一个比方,原意是批评不仅要批评坏的,也要发现好的,其次,发现较好的。毛泽东在1975年专门提过此文。不知习主席是直接引鲁迅,或注意到毛晚年的转述。与“剜烂苹果”有关,我对这个座谈会的第一印象,就是“批评家的缺席”--既在座谈会参与者名单中缺席,也在当前中国文化生态中缺席。
比方说文学界,莫言、余华、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等,有没有见过很多令大众关心又带批评意见的评论、分析、论爭或者影视改编?
比方说《小时代》123,或者是一些红色谍报剧,有没有非常认真从文化工业、审查制度和受众社会基础等方面去批评的文章?
现在中国,有名作家名艺术家间的严肃批评吗?有不同文艺流派风格的论爭吗?我觉得,这种文艺批评的空白寂静是一百年来中国文坛所没有的。这跟我们文艺创作至少在数量上的空前繁荣形成非常强烈的对照。所以我觉得习主席讲了很多方面,但是为什么这个剜烂苹果的比喻大家特别有共鸣,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批评的缺失。
凤凰网文化:你觉得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建设性的想法呢?
许子东:你要在建设性的想法之前,你先要看看现状及原因,不看清现状的话你也无法建设。
以前的文学评论,这近百年来我们的文学评论大概有过两种基本的状况,一种状况就是20年代到30年代,还有80年代,这个时候,一个作品怎么会从一个稿子变成有名的作品呢?他大部分是靠一些更加有名的作家推荐的,比方说巴金的小说是叶圣陶推荐的,曹禺的剧本是巴金推荐的。文艺趣味相同。1985年寻根文学,也是批评家与作家共创。我近日有文讨论当年杭州会议。
第二,那时有很多文学流派,很多文学社团,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包括后来的左联,新月派,现代杂志等,那是中国文学最多流派论爭的一个时期,每个流派,除了作家以外,常常还有“兼职”甚至专职的评论家,那些评论家就专门帮助这一派的作品就好,甚至去批评别的流派的文学。
比方说文学研究会就有沈雁冰,在茅盾写小说之前,沈雁冰就以真名一直做评论家。再比如说成仿吾,郑伯奇,郑振铎等等。作家评论家互相之间可能看不起,互相批评指责,有时他们吵的很厉害。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都有道理,梁实秋跟鲁迅吵,现在看看梁实秋也有道理,鲁迅也有道理。
这是一种文艺批评局面。第二种批评局面是从延安开始一直到70年代,伴随国有文学体制的出现。这个时候国有文学体制有三个要点,一个就是作家都是干部身份,第二个就是大家只拿稿费,不拿版税,就是1956年的一个改革。这个改革意味深长,一个作家,他本来面对两个上帝,一个是读者,一个是出版社,等到只拿稿费,不拿版税的时候,他只需要面对出版社,不需要考虑读者,书印多少跟他没关系,这个是五十年代以后,当然现在又不一样。
这个体制第三还有作协系统的评论,这些评论家他对于作家要指定一个方向,表扬批评。当然我们回到历史上看些是政治不正确的,但也有些有历史功劳的,不管怎么样,这个时期也出了很多有影响的评论家,周扬,姚文元,朱光潜等等。
这种评论越到后来就越以批判为主,或者有很多表扬,但是大家不注意,因此我们现在回过头看文学史上,文学批评常常“超额完成任务”变成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先声,武训传,胡风,俞平伯胡适,1957年后,批判钱谷融,邵荃麟,赵树理,一直到文革导火线还有海瑞罢官等等。
这些文艺批判到了八十年代其实也还有,批白桦戴厚英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常的,也可以说是正常的现象,作品不批还好,一批就红,批了以后,反而向海外卖很多版权。所以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在管理文学方面出现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说不再大规模的批判某些作品了,但是控制出版,我把他称之为叫从管思想到管行为。另一个更鲜明的说法,叫创作要自由,出版守纪律。
凤凰网文化:规矩越来越多。
许子东:规矩多了,但是批评少了,这个渐渐就导致了今天我刚才讲了缺席的情况,所以你要讲缺席怎么造成的,有这两条历史线索,第一点线索就是百家争鸣,有争论但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第二就是有一个从上而下的标准,但是批判到后来不灵了,不灵了以后,到九十年代,尤其到新世纪以后,这两种批判都没了,就变成市场真的就变成主导了。
今天一个作品怎么才会出名呢?一靠评奖,二靠打官司,抄袭或者是假的,这就出名了,除了这两点以外,大众媒体根本不关心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也不关心作品文本,评论资源全部转到了学院,争夺职称项目。这就是今天的文学评论缺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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