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改革“硬骨头”：变“政策先行”为“立法先行”
事实上，除了上述法治建设和反腐肃纪方面的问题，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也是此次四中全会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方面。
不管是这份近1.7万字的《决定》，还是习近平为此所作的9千多字的说明，均在开篇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并指出，“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眼下，中国改革已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类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过去很多政策与现实远远不符。为此，此次全会变‘政策先行’为‘立法先行’。”
“长期以来，我们坚持政策先行，但是政策有灵活性，尤其在具体使用时，就会出现政策可‘软’可‘硬’、可‘长’可‘短’，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政策也会出现前后不一，比如在城镇化征地拆迁补偿问题上，政策的灵活性则导致拆迁难甚至暴利拆迁、暴力抗法等问题。”
在研究党建问题多年的张希贤看来，从“政策先行”到“立法先行”，这是中共执政方式的一个重大进步，有利于解决今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
全会《决定》亦进一步明确，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无疑，这些问题导向都很具针对性，但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当下，这些新规能否真正落地生效，还有待观察。”汪玉凯说。(记者 马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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