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国际产业变革逼迫中国迈向中高端（3）

要设计激励创新制度

王一鸣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是分不开的。新的一轮科技革命现在已经初露端倪，它的基本特征是ICT（信息、通信和技术）技术与各领域技术的深度融合，形成很多新的业态。

工业领域不用说了，商业领域是电商迅速崛起，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成功上市标志着资本市场对这个业态的承认。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领域叫跨境电商，为中小企业提供出口贸易服务。以前中小企业如果自己去办出口，既要雇专业人士，又要建营销网络，还要找物流公司去发货，现在跨境电商帮中小企业做出口，不仅不要服务费用还倒贴，每出口1元补3分，结果它还能赚大钱。跨境电商目前因为关税问题还涉及到立法，如果立法方面的问题能解决，业态也会有迅速提升。

在教育领域、研发领域，网上共同研发平台传统的IT领域代码是绝对保密的，现在在慢慢开放，吸引更多人共同做研发，研发出来的成果再有人按市场价收购，这叫网上共同研发平台。小米就是依靠类似的平台发展起来的。

归纳一下新的技术革命。

一是信息技术进入新一波创新浪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3D打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涌现。

二是新能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现在实验室里太阳能的转化率已经能做到44%，全球新能源消费的比重已达到14%。

三是生物技术进入产业阶段化。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条件慢慢在具备，基因药物、基因治疗方式市场潜力也在慢慢显现。

四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现在做半导体，速率的提高已经快达到极限了，于是开始用石墨烯做芯片。而随着人工成本的提高，机器人的市场前景将非常大。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制约中国创新驱动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第一，企业创新能力薄弱。有研发活动的大概就10%，研发中心规模也很小，所以无论是研发规模还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技术转移和转化率低。经济学家熊彼特说，技术创新是技术的商业化、市场化。中国国立的科研院所，人员都写论文去了。这种论文可以评研究员，可以评一级教授，却不能产业化，技术转化率不到10%。美国大概能达到50%转化率。

第三，体制机制不健全。因为要素价格扭曲，所以对创新驱动没有形成“倒逼机制”，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尤其是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追求GDP的强烈动机，热衷于招商引资，对创新重视不够。结果就是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不完善，与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不适应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要求。

鉴于上述情况，王一鸣认为，设计激励创新制度非常重要。如何转向创新驱动？他提出五方面建议：

第一，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第二，把科技创新与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结合起来。第三，强化创新驱动的教育和人才基础。创新需要有个性的张扬，而中国的教育模式是标准化的，所以怎么样最大程度提供个性化发展空间很关键，教育首先需要创新。第四，构建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机制。第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形成创新生态，制度比技术更重要，最典型就是深圳。深圳原来没有太多好大学，但深圳却有很多非常有活力的创新性企业，华为是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去年产值超过爱立信。

最后，王一鸣总结说，中高速增长是为中高端迈进创造条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要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推进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还需要维系一个稳定增长的环境，这样才能为向中高端发展创造条件。不要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对立起来。

需要在构建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中推进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原来的增长模式是集中的资源投入，这种模式是有条件的，要求目标明确，技术路线清晰。未来创新有很多是目标不明确、技术路线也不知道的，这就要在试错中找到创新方向。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能主导，再集中式投入失败了风险很大，所以需要发挥市场的功能。

要在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中推动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王一鸣说，现在全球国际分工越来越倾向于价值链分工，所以一定要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提升自己的位置，这就是需要培育开放型经济的新优势。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去，走出去的规模明年可能就会超过引进来的，这就是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一个过程。中国以前走出去更多的是矿产品、基础设施，未来则一定是中高端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