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安：现代国家治理有五大特征（2）

国家治理目标人本化

传统国家治理主要追求统治秩序。例如，孔子为古代中国设计的国家治理目标是“仁”和“礼”，追求的是确立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亚里士多德为古希腊城邦设计的国家治理目标是“中庸”，追求的是建立一种中产阶级掌权的政体。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治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追求的是对被统治阶级专政的政治秩序。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将之推向极端，转换为“以GDP为中心”、“以GDP为纲”，为追求GDP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不惜牺牲国民的健康、自由和权利。

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幸福。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还是生态环境的治理，最终目标均应是国民的福祉。无论是统治秩序，还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最后都应是为了人。离开了人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幸福，发展和秩序都必然异化，就像我们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赶英超美一样，不仅没有真正促成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且给人民的利益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当然，现代国家治理目标以人为本，不是我们的治理应该只考虑人的利益，而可以不顾及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为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既是我们人本身生存、发展、幸福的需要，更是我们现代人理性和文明的体现。

国家治理方式规范化

传统国家治理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专断、恣意、多变和神秘化。如申不害主张，国君治国应“独视、独听、独断”。孔子认为，统治者治国，只应让老百姓按照其政令去做，而不要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且，孔子反对法治，反对治理规范化：“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现代国家治理的方式则要求程序化、规范化，要求公开、透明、公正参与、协商、诚信。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了规范国家治理，一般都制定行政程序法、政府信息公开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法律规定国家治理行为的公开、公正、公平和国家治理行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其制度，如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合理预期原则、告知制度、听取申辩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听证制度、调查取证制度、政府发言人制度、政务网上公开和网上征求意见、讨论、辩论制度等。

公权力运作程序化、规范化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保障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公权力行使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也是防止公权力滥用、遏制腐败的要求。

国家治理手段文明化

传统国家治理手段多采用人治、礼治或权势术之治。如柏拉图主张“哲学王”之治，他认为，哲学王具有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的天赋品质，由哲学王治理的国家是“第一好的国家”。孔子主张“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慎到、韩非、马基雅弗利主张权势权术之治。慎到认为，“贤者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韩非对“术”也有几乎同样的解释：“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马基雅弗利则把这种权术之治推向极致，他说，“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据马基雅弗利的理论，统治者选择治理手段，只应问是否有效，而不要考虑是否正当。

现代国家治理显然不能运用上述手段。现代国家治理手段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其有效性，而且要考虑其正当性和文明性。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是民主、法治、科学和文化。

民主包括代议制民主、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早期的民主主要是代议制民主，但由于代议制民主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很多缺陷和弊病，代议机关的代表在立法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往往并不代表全体人民或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而主要代表其所在党派的利益和某一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