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鉴今”看民国政府之贪腐死结

中国数千年来，无论哪朝哪代，为官者都会主动或被动受到传统旧道德的约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官当政者，要清廉奉公。“临财毋苟得”“ 一介不苟取”一位官员从入仕到退隐，若能两袖清风，死无巨财，一般都能赢得美名于世。但无论是道德约束，还是制度防范，贪腐官员依旧层出不穷，很多王朝最终堤防溃决，无官不贪，走向覆亡。

民国成立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一开始都谨记这些教训，毕竟他们也了解中国历史，深知贪腐之害。于是，三令五申，要求官员洁身自爱，廉洁自持，但贪腐之风却愈演愈烈。保守派认为这是道德缺失，需要强化道德教育，扭转社会风气。留洋派则认为这是制度问题，要学西方的分权制。对于前者，南京政府推行了“新生活”运动，对于后者，几乎年年都会公布法律和规章，文字可谓激昂，用词无不严厉，但年年公文年年空，没有相应行政措施和果断司法手段，南京政府的反贪成绩几乎是白纸一张。为什么民国政府反贪会越反越贪，最终使整个政府陷入泥潭，直至灭顶呢？他们的死结就在于，自始至终无法做到“打铁仍需自身硬。”

“打铁仍需自身硬。”这句话，简单易懂，但做起很难。往深层根子上说，这是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立场问题。具体看民国反贪，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还有国民党内其它利益集团，像汪精卫派系人马。他们自身能硬得起来吗？为官者南京上班，上海生活，汇丰银行在上海的存款大户，绝大多数是官吏。贪腐小官也许会打掉几个，一旦是自已集团中的骨干涉贪，皆是放任不管，为其掩罪脱法，他们甚至通过媒体鼓吹贪污有利于民国资本形成，越过文牍主义，有利于社会发展。

南京政府监督官员的最高机关是监察院，权力由民国宪法赋予。但事实上监察院一直以来形同虚设，几乎成了养老院，终年无所事事，闲官扎堆。从反向角度看，监察机关无事可做，是不是可以证明民国时期官员清廉呢？这也是时下网络吹捧民国所谓黄金时代的笑话之一，因为民国没有高官贪腐被惩处，所以清廉，所以民国道德水准高，同理，美国没有高官贪腐被揪出，所以他们制度好。事实上这是一种反智逻辑，且不说拉姆斯菲尔德夫妇和切尼夫妇，举民国一个例子，铁道部长顾孟余。

顾孟余当铁道部长时，监察院长是于右任，于院长是民国极少数相对清廉的官员之一，但他仅能自清，从1931年到1936年送到他案头等待侦办，涉及的贪腐官员人数达69500之多，真正被起诉的只有1800人不到，被党纪处罚加送上法院的只有268官员，其中被彻底罢官的仅13人（因为其它的还能重新为官），这样的数字比例，今天看来令人难以置信，如同笑话。这样荒谬的情况，却有它的合理性，脱罪官员背后几乎都有更大的靠山，更强的保护伞，再好的制度此时也只是一种摆设。那么如果罪证确凿呢，一个拖字就能大案化小，小案化了，从立案到侦办再到起诉到判决，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过程。

顾孟余作为部长，能力相对一些庸官来说是比较强的，但他也陷入到了国民党官场的贪腐旋涡中。1934年初，有人向于右任书面反映顾孟余涉贪，时间，地点，人证皆祥细列出，当时两路(京沪、津浦)负责人合送一笔巨款给顾部长，名为特支费，顾孟余收下了这笔钱但没有上报，也没有周知同事，而且钱已经花了一部份。于院长决心将此案办到底，毕竟是一位久在其位的监察院长，留给人的印像如果只是书法，诗文，美食，于右任也会觉得难堪。

但最终顾案还是不了了之，一件纯粹的贪腐案子，被人有意歪曲，贴上政治标签，顾孟余当时属汪系集团，于右任办他，就是与顾的保护伞汪精卫过不去，当汪精卫为顾说情时，于右任只能等待蒋介石的支持，结果顾孟余抢先一步，向蒋示忠，并将这笔钱款，美化为培育铁路人才，用在了他们出国深造费用上。蒋为了拉拢顾为已所用，将这套连自已都不信的说辞，转告了于右任，暗示院长手下留情。最终顾孟余非但没有被于右任扳倒，反而靠蒋介石一路官运亨通。

“打铁仍需自身硬。”并不是指某个人自身要硬，而是指执政团队整体要“硬”，像国民党上层这般，根本谈不上是真正反腐。顾案只是一个例子，同年实业部长吴鼎昌在上海打击棉花市场投机现象，将主要的投机者名单（杜月笙提供）密报蒋介石，但名单的第一个名字是宋蔼龄，蒋的大姨子，最终结果反而是吴鼎昌被调去贵州当了省主席。

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党，政府官员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腐败现象并不是简单地靠道德，靠某种制度就能解决的。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维护人民利益，走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从根本上真正的遏制官员腐败。中央反腐依靠的是群众，对各级干部警之于国法党纪，明之以道德信仰。要让那些以谋私利已，升官发财目的钻入党内的人，终日惶惶，让那些清正有为的干部能担以大任。

反腐是一场持续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之一，读史论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以雷霆万钧之势，扫污除垢，让贪腐分子无藏身之地，无可倚之伞。以中国人的智慧治理中国，以五千年的思想宝库来应对国内外时局，实则民族之幸，国家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