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9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主办的“中国哲学书写范式反思暨纪念萧萐父先生冥诞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台湾慈济大学、日本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中国哲学的前沿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合法性”反思是焦虑更是觉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兴起了一场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中国哲学”学科从创立到发展已近百年,不断出现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并被渲染为出现了“危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认为这令人深思。他分析,提出所谓“合法性”问题者至少持守两种立场或视域。一种以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以来至近代西欧大陆哲学的范型为主要参照系,以近400年的科学理性作为唯一尺度,否认中国有“哲学”,认为中国顶多只有“思想”。另一种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者只不过是用西方哲学的不同话语系统来宰割中国本土哲学,并没有发掘出中国哲学的真髓,需要反思这种“汉话胡说”的处境,从而建构一门纯粹的、用本土话语叙说的“中国哲学”学科。
从泛义上讲,凡是对世界与人生之总体思考,均可冠之以“哲学”之名。西方哲学展现的是西方人思考世界与人生的一种模式,而中国哲学则是代表中国人思考世界与人生的一种模式,它们各自展现出哲学之一殊相而已。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名实关系去讨论中国哲学之合法性是无意义的。不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翔海表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反思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寻求其更为合理的存在形态,具有积极意义。
面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认为,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危机,而实质上更象征了一种觉醒,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的非主体状态的觉醒,是对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之无所不在的隐层影响和支配权利的觉醒。
“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转进,从一个侧面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旁证。”李翔海表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哲学在现代西方式的、以“求真务实”为追求的知识论哲学之外,建立了一个以“天人之学”为核心、以人生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中国哲学形态。因而,中国哲学不断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以西方哲学来诠释、批评中国文化的过程。同时,中国哲学逐渐具备了对西方哲学展开反批评的潜在可能性,从而不断推进中西哲学进入一个可以真正展开对话的更高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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