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纪玉山教授等认为，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需要形成对改革动力的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都是力图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做出的阶段性概括与总结，理解“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意义与内涵，对我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尚不足以把“北京共识”抑或“中国模式”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予以推广和普及。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特定视角内，重新审视和理解“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特定内涵和意义。
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认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现有内容表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反映了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应当坚持和完善，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必要把共同富裕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共同富裕既是一种发展目标，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基本经济制度中增加共同富裕的内容，完整地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徐州市委党校程言君教授认为，人本产权论是人类走向以人为本时代继马克思《资本论》人本研究之后，对物本产权论的进一步否定。其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在于打通了马克思人的异化复归理论由哲学高度抽象到现代制度转化的咽喉要道，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杭州师范大学郑彪教授探讨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认为近年来社会经济矛盾突出，只有上升到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加以认识，才可能高屋建瓴，也才能够抓到根本，其他矛盾才可能迎刃而解。在社会主义时期和现代化总体布局中，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是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吉林财经大学丁堡峻教授强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学习领会《决定》，对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比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得以具体贯彻，否则就是虚化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云南师范大学周文教授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与时俱进:第一，不同时期的经济学理论实质上反映的是主导经济学话语权的国家的利益，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同样要体现中国利益。第二，后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理论体系构建问题应该侧重于用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社会问题。第三，中国未来解决增长中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比增长和发展本身更重要。第四，中国经济学应该而且必须关注“人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通过对马克思与列宁文本的分析，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其实是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社会劳动的分配。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与两大部类协调发展并不矛盾。在马克思和列宁所举的公式中，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都是按比例配置资源的结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王朝科教授等认为，要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需要弄清楚四种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要弄清楚经典社会主义（标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及其相互关系。只有在经济形态社会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在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有力保障下，实践形态社会主义才能越来越走向成熟和完善，经典社会主义的各种构想才能最终实现。
3.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等，都成为与会学者重点讨论的热点问题。
杨承训教授指出，由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与深化而形成的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整体良性循环的实现对系统治理提出了客观要求，即系统治理需要治理能力、治理方法的现代化，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运用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科学决策来实现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科学技术提升宏观调控与引导资源配置的能力，形成“市场主配（置）、政府主导（方向）、科技主引（领）”的三元机制；依靠群众与组织解决自由与强制、自律与他律、充分发扬民主并加强法制建设；大幅度提升干部与群众的素质，等等。
《求是》杂志社郑宗汉研究员论述了决定中国繁荣强大的四大因素即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制度财富、人力财富，这四者的关系是以物质财富为基础，以精神财富为指导，以制度财富为制度保障，以人力智力资源为源泉，四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使中国不断发展繁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郭飞教授认为，改革开放 35 年来,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艰辛探索、 不断创新的光辉历程。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初步实现了性质创新、 功能创新、 形式创新、 体制创新、布局创新和结构创新, 成功开创了社会主义大国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实行有机结合之先河。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不仅为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动力与宝贵经验。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夏小林研究员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和国资委对国企改革的主导意见，即改革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现象，要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提出了个人观点：改革一股独大的主导意见存在削弱国企、将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可能；在非金融类国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量引入中外私人资本，调整国资资产结构和股权结构，会影响财富收入分配结构；一股独大属于中性范畴；在良好公司治理结构下，一股独大和股权相对分散的公司都可以有效运行；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在改革中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国资应该更加强大，这样才有利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富国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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