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党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在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依法治党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关键环节。依法治党具有两层重要含义，一是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二是要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一方面，我们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和法规建设，用完备的制度实现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必须带头遵纪守法，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法治理念落实到立法、行政和监督的实际工作中来。可以说，依法治党，是我们党对“制度建党”的深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党的关键是界定党纪与国法的效力范围

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因此，理清党纪与国法各自作用的范围和效力的前提和基础是严格遵守党内立法权力行使的边界。恪守党内立法的权限，必须对国家立法权予以充分的尊重和维护，特别要强调坚决维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的专属立法权，不得跨越国家立法的权力边界。并且党内立法应避免涉及必须由国家立法确立的制度，党内立法不能干涉只能由国家立法调整的事项，更不能规定必须由国家立法规范的行为。采取依法治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就必须维护“法”的权威，就必须保障和规范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领导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

同时，还应理清党纪与国法各自作用的效力。首先应明确党纪严于国法。党纪是对党员群体的基本约束，是执政党在治理党内事务过程中，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制定的工作方法、行为准则、办事依据。在一定层面上，它是对国法的强化与补充。党纪党规不能限制法律的作用，更不能削弱法律的权威。其次，无论是在社会管理还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过程中，党均通过国家政权并以国家意志表现的法律实施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法律行事是党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任何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依法办事，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领导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宪法和法律对党的领导的规定是非常具有原则性的，要保证党的领导依宪和依法进行，就必须通过党内法规将宪法和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使各级党委和党的组织的活动有法可依。所以，在当下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在公权力运作由过去的单纯国家管理向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转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用党内法规补充宪法和其他法律进行管党治党，体现了党务与政务统一，从而能有利于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