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论断——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

辛向阳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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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街道，跟大家简要分析一下四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我的题目叫《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论断》，因为我三中全会讲的叫《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词》。三中全会确实是根本性决定中国命运的，四中全会可以说，很多的新论断会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论断。当然论断有很多，我们今天上午两个小时，讲不了太多，就选了这么六个论断，会影响到我们各方面发展的论断，跟大家简要的分析一下。

大家知道，四中全会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呢？就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用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或者说关键阶段，我们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五年的时间了，而我们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途之中，在这个阶段召开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于中国的发展确实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围绕四中全会，主要讲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论断就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是中央提出的一个新论断。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有三个“事关”：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想这个是对中国今后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断，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如此强调依法治国的作用？我们知道，依法治国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人类这几千年以来，凡是文明、长久的、兴盛的国家，都离不开法律体系的建设，都离不开依法治国，尤其是现代化的国家，跟依法治国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下面至少三个方面可以体现出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第一个，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为什么在三中全会之后马上要召开四中全会，要解决依法治国问题？其实我们知道，三中全会的很多的精神要想得到落实，那必须得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基础，也就是说三中全会体制改革的要求，如果没有法治体系的建设和配套的话，那很多的精神是落实不到位的。

比如说三中全会提出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要想得到落实，那必须要制度化，制度化的一个跟根本条件就是要法治化，有法治的基础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法治基础，我们只能是说说而已。所以，这一点，要想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法律体系的建设，让这个规律能够根本性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

再比如说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那么，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法律体系上就得界定啊，如何保障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你必须有比较明确的法律界定。这个“混合”，国有资本占多少，集体资本占多少，非公资本占多少，才叫混合所有制？法律上必须有清晰的界定。

再一个呢，三中全会讲，要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那么，要员工持股必须有法律，如果没有法律就成为非法集资的行为了，这种员工持股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界定，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员工持股问题非常多，可能遇到非法集资、非法融资的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律界定，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很难。法律界限不明确的话，那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非法集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法律界限不清楚，三中全会的很多精神就落实不到位。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市场经济要想更加完善，必须要有法律体系的建设，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产权的保护，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产权制度是很难得到保护的。所以，四中全会在保护产权体系方面，做了很多的论述要建立产权发展的法律体系，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一百多年以前，毛泽东的老师，他的岳父杨昌济，在二十世纪初曾经游学欧洲，曾经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就是德国一个皇帝为了扩建皇宫，随意毁掉一个平民的地产，于是平民告上法庭，法庭依法作出裁决，德皇应该退还平民的地产，并给予赔偿。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在杨昌济之前五十多年、六十多年，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叫托克维尔，就是王岐山让大家读那个书，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那个作者，其实就讲过这个故事了。过了五六十年，杨昌济又提出这个故事。

我最早是1996年，18年前，第一次参观德国的波茨坦无忧宫的时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听导游讲的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当时德国的皇帝，腓特烈大帝在1747年，修建了无忧宫，1776年，威廉二世成为普鲁士新国王，结果发现在无忧宫西北角有一个水磨坊的风车挡住了无忧宫，德皇让侍从去跟磨坊主进行交涉，付他一笔钱，让他拆掉磨坊，但是磨坊主不肯，说是这是祖业，不能拆，德皇一怒之下让人把磨坊给拆了。但是磨坊主并不恼怒，他想皇帝也是人，也得遵守法律，便把德皇告上了法庭，法庭最终作出了裁决，德皇必须完整地重建磨坊，于是磨坊重建起来了。多年之后，磨坊主去世，他的儿子又经营不善破产了，无奈之下想把这个磨坊卖给德皇的儿子——另外一个威廉二世（原来那个叫腓特烈·威廉二世），磨坊主的儿子就给另外那个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把磨坊的情况与他们父辈之间的恩怨讲了一遍，威廉二世收到信以后，给磨坊主的儿子回了一封信，他说亲爱的邻居，磨坊无论如何不能卖掉，不仅是你的祖业，而且象征着德国法律的公正，现在送上五千马克作为维修费，望能使磨坊得到保护，于是这座磨坊保留至今。

所以，上个月我再次来到无忧宫，看到这个风车依然在转，所以腓特烈在法庭作出判决以后说了一句名言：“当司法从事不正义的时候，那它比街上的抢劫犯更糟糕，一个磨坊主就是一个和我一样好的人。”尽管这个磨坊主起诉了我，但是这个磨坊主是依法办事，我最后也是听从的法院的判决，我们俩都是好人，都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来做，这个皇帝就讲了这么一句名言。所以，这个故事在欧洲是影响比较大的，有很多的漫画曾经都讲过。所以这个磨坊到现在还在转，转了快300年了。

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这个磨坊能保存在现在？所以现在这个磨坊在转，当然不是下面在磨，不是，下面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馆了，可以去参观，你去德国，离柏林很近，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叫波茨坦无忧宫，确实把人挡住了，但是人家磨坊在先啊，你当初规划没规划好，你不能怪人家的磨坊挡住了你，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产权的保护，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常的重要，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想得到产权有效保护是非常困难的，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也是很难的。

第二就是推进决策科学化，依法治国是提高决策科学化的要求。我们现在特别强调不犯颠覆性错误，下面我要专门讲这个论断，但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要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决策的科学化如果出现问题，确实会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改革决策带有很强的时间变异性，要防止变异和减少变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要提高科学化，就要依法，要建立一整套确保决策科学化的制度出来，我们现在很多的制度，尤其是决策制度，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持，但很多决策如果没有依法办事的基础，没有法治的基础，那它可能今天是科学的，明天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们在这方面的决策问题非常多，不光是中国的决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这个问题，两千多年以前就出现过问题。两千多年的罗马搞了五百年的共和国，为什么到凯撒就变成帝制？因为在凯撒之前三十年有一个执政官马略，为了维护共和体制做了一项改革，结果他改革的举措在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就变成凯撒搞帝制的基础。就是你当年的决策看着很好，但是时间有变化，一旦有变化，这个决策搞不好就成为了问题。

西方人老讲的一句话，你播下的是龙种，你收获的可能是跳蚤，我们中国人其实讲的也很简洁的一句话“好心办坏事”。很多的坏事都是由于你好心办出来的，就是随着时间变化，昨天的决策可能明天就出问题，很多的决策都是这样。

就像公交改革，十年前的时候，三块变两块，公交刷卡从一块变成四毛，那时候政府提供补贴的人只有1300万人，兜里有钱，可十年后变成了2300万人，你还有钱吗？现在一年补贴好几百亿，从二十多亿到好几百亿。当年为什么不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做一个一年一评估的规定啊？这样每年都可以调整啊？说这个决策管一千年，一千年都不用调整，可能吗？对吧。所以重大决策必须要定期评估，必须有法治的保证。公交票价可以两年做一次评估，或者升或者降都可以。纽约地铁是每年都评估，每年都要变，可以往上调，也可以往下调。所以你看我这个好，永远都是好的？不可能，任何一个重大决策，五年之后往往就容易出现变异。

美国就是，美国反贫困的决策是三十年后出现的，1965年反贫困，到现在50年，美国在1965年贫困人口占全美总人口的19%，也就是说每五个美国人就有一个贫困人口，过了五十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只下降了4个百分点，现在是美国的贫困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5%，五十年投入了多少钱？15万亿美元，合100万亿人民币啊，比我们现在的GDP还高一倍呢。为什么美国的贫困人口下降了这么点？就是因为反贫困的决策的负面效应出现了。它的反贫困一开始主要是为了资助那些单身的母亲，因为美国的贫困人口大部分都是一个单身的妈妈带着一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美国人说我反贫困就要资助这些单身母亲，我就按照贫困线标准给你补助，然后不定期地给钱，结果带来什么问题？就是美国的非婚生育大量增加。

1965年的时候，美国的非婚生育只有8%，到了1993年上升到28%，很多女同志根本就不结婚，或者结婚之后就拼命地生，美国的非婚生育大量增加，政府就不断地给钱，贫困的人口也就不断地增加，这就是反贫困的决策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当时看着很好，十年之后就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