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讲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什么是公平性问题？就是十八大结束时习近平讲到的人民的两大期盼：“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这些公平正义都需要法律体系来加以完善，公平的教育、更好的教育不光是质量要好，更关键是均衡。更稳定的工作也是，更满意的收入也是公平性问题，社会保障也是公平性问题，每一个更好背后都是公平性问题。所以四中全会为此也做了很多的阐述，在很多的民生领域建立一整套的法律体系，要解决这些公平正义的问题。
所以，我想中国特色法治道路一定要实现公平正义，一定把公平正义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融入到我们的司法建设中来，融入到我们依法治国的全过程来。所以我们很多的改革一定要有公平正义的理念，一定要有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建设，从收入分配到我们的司法改革，都要从这方面树立这样的概念，就是树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这是具有时代价值的理念，现在老百姓不担心寡的问题，就担心不均的问题。
不均问题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收入很明显，我们现在的亿万富翁越来越多，十年前我们中国只有一个个人资产超过一百亿的富翁，到了今天，我们个人资产超过一百亿的已经达到了176个人了，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亿的已经有六七个人了。那你怎么办？中国制度哪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啊？既然要解决，必须在制度上确立解决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制度啊，所以我想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法律的意义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需要我们牢牢地把握，一个是把习近平重要讲话的逻辑体系搞清楚，再一个就是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问题，要对它的法治道路的内涵做深刻的理解。
第三个新论断，内容比较多，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我们知道去年三中全会提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非常言简意赅，但是内涵丰富。接着下面做了解释。怎么解释？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法治理论，形成五大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然后呢，有两个坚持一个实现，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最后一个促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解释就非常丰富了。所以，我想下面有这么一个论断需要我们把握。
第一个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去谈依法治国，就是我们这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定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来谈的，就是你任何的依法治国的进程，不能偏离这个制度。这个制度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必须以制度为基础。为什么要对我们的制度如此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就谈到了要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次又谈到坚持？因为你的制度有所有国家制度没有办法替代的优越性，比如说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制度优势全世界哪个国家的制度都达不到中国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个优势。包括最近刚刚结束的APEC，一个国际会议能办成这个水准的没几个国家能做到，当然我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投入也多，但是实际上这种效率别人很难做到，所以中国很有底气，我们马上要承办2016年的G20，当然G20在北京还是在上海现在还不知道。很多领导人开完APEC直奔G20，中国跟日本PK，最后把日本给PK掉了，感觉到中国人办这事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任何制度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制度有别人的制度没有的两大优势。
第一个，我这个制度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制度，第二能摆脱很多利益集团的纠缠。很多利益集团想来绑架我绑架不了，所以我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仅办了这么多的国际大事，而且办了很多基础设施方面的大事。比如说修高铁，2000年开始修，14年，我们已经修了一万四千公里的高铁了，世界上的55%的高铁在中国。
现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过去的骑着骆驼的丝绸之路，未来的丝绸之路是高铁的丝绸之路，未来的三十年、四十年，中国将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和高铁优势在整个欧亚地区修十万公里的高铁。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出去就谈高铁，和五十个国家谈高铁啊？四十个国家在欧亚地区。我们跟俄罗斯基本谈成了北京到莫斯科的七千公里的高铁，要真开始动工20年就差不多，20年以后我们可以坐着高铁去莫斯科了，到了莫斯科就意味着可以到柏林啊，到了柏林就意味着到伦敦了，这样我们可以坐着高铁直奔伦敦，就是两天两夜，三百公里时速的高铁走一万两千公里没多长时间就到了。
我们现在修丝绸之路是两条线，一条是通过莫斯科的，还有一条是通过中亚地区，通过伊朗进入欧洲的第二条高铁线。而且只要跟这些国家谈成了，泰国我们正在准备修，印度也在谈，只要这些国家同意修，修完之后就有互联互通的问题，所以互联互通的问题为什么一再讲。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制度能量进一步发挥出来，这是非常关键这一点。
我们要推进依法治国，就是在法律上把这个制度完善起来，让中国制度法治化，比如说这个制度里面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给它法治化，协商制度要法治化。习近平讲遇事要商量，有事儿有商量，那就法治化啊。你怎么商量啊，跟谁商量啊？什么事儿需要商量？这里面必须有法治化的要求，不然说了半天还是落实不到位。所以，我们这个制度既然有这么好的优势，就要充分发挥，就要法治化，依法来推进制度的完善。
当然我们的制度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成熟定型成大事。我们现在中央讲了很多的定型，到了2020年建成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学习型社会，两型社会、三型政党，哪个没型啊？哪个都有型。为什么讲这么多型，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建成这样的型，那样的型，让成熟定型的制度，成熟定型的那些领域发挥出更大的威力出来。
所以这个成熟定型要成大事儿，目光远大做大事儿，我们制度是目光远大的制度，当然还有活力四射干大事儿，所以我们的制度非常的重要，一定把我们的制度通过法制建设，把好的方面充分发挥出来。还没有发挥出来的通过法治给诱导出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法治建设防止这个制度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万一哪天集中力量办了大坏事怎么办？现在办得都是大好事，不能保证永远办大好事儿，哪天集中力量办了大坏事怎么办？所以要确保你的制度在法治上不会出现集中力量办大坏事的问题，不会出现颠覆性错误。那就要法治建设，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决策一样，法治化以后出现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制度优势发挥的空间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是一个很新的概念，这里面包括很多新的思想：比如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比如说强调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所以我们就要研究法治思维是什么思维？法治思维跟辩证思维有什么区别？跟经济思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法治思维要有规则意识，要有这种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辩证地运用法治在对立统一中的优势。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法治思维怎么培育，怎么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中充分地运用法治思维。
再比如说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再比如说，要加强宪法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使人们形成不能违法、不敢违法、不愿违法的法治环境。再一个强调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是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如果社会大多数对法律没有信任感，认为靠法律解决不了问题，还是靠上访、信访，要靠找门路、托关系，甚至要采取聚众闹事的极端行为，那就不可能建成法治社会。
所以卢梭曾经：“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内心里的。”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有所指的，“大理石”指的人类最早的一部法典，比较完备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刻了一根高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的一个岩柱上面，共3500行，八千多字的成文法。
“不是刻在铜表上”指的罗马最早的一部比较成文的法律叫《十二铜表法》，就是十二条法律体系，然后刻在12块铸成的铜的上面。十二铜表法主要包括债务、继承、婚姻以及诉讼程序等各个方面，是罗马人传统习惯法的一个汇编，这是公元前450年形成的，也很早了，2500年了。
他说“一切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上的，也不是刻在十二铜表上，而是刻在公民心中的”也就是说公民确实要有对法律的一种敬仰。信仰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你得有敬畏，第二，你得有终极追求，就是我死了以后的追求，我人虽然死了，但是我留下了什么东西，这就是终极追求。
这就是中国遇到一个极大的问题，中国法律成本高得没法想象。我们的法律成本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高昂的国家。所以就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信仰法律不仅仅是对法律自身的一个科学信仰体系建设的问题，更是对整个国家的一个信仰体系建设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包括我们引导宗教信仰体系，怎么能够超过公立主义的东西，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所以关于中国的法治理论现在逐步地在完善当中，有一整套的东西，我们要掌握其中的基本要义。
第三，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讲五个方面，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也就是说各方面的法律都十分的健全，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我想要想真正建成完善的法规体系，中央讲到2020年就要建成，我想没有二十年、三十年的努力很难，因为我们很多的法律体系还是欠缺的。
最近我看了一个日本学者写的叫《罗马人的故事》，讲到了两千多年前，凯撒关于交通管理的法律，就让人感到非常感慨。当时凯撒为了解决罗马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就制定了一个《尤利乌斯交通堵塞处理措施法》，这部法律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从日出到日落为止，严禁乘马车进入罗马市区，也不是单双号限行的问题了，所有的车都不能进入市中心区，包括凯撒自己都是，他要出去办事，只能从皇宫走到城门口，在城门口再坐马车走。有一个例外，就是结婚的女子可以坐马车在城里面走。两千年前的人就想到了，而且很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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