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珂：正确处理党大还是法大问题（6）

八、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形而上学地对待党大还是法大问题

第一，对正确处理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总体判断。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胜利的最根本保证，也是法治的最根本保证。这是一个总体判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同时，党的领导和法治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不足又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党对法治的正确领导，把党的正确领导贯彻到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头依法办事，通过良法的规范和制约作用，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第二，坚决反对以党代法、以法代党两种错误现象。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脱离现实、忽视实践抽象地认识党大还是法大问题，否则，就会同目前出现的以党代法、以法代党两种不良倾向一样，犯了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想错误。1967 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同志赤脚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刘少奇同志的抗议是没用的。1969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病逝于河南，遗体被易名火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大冤案！我国文革时期以党代法及建国以来出现的以党代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现象，给我们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历史和现实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法治是党的领导方式手段之一，但法治的规范和是制约作用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的一面，我们绝不能用党的领导不能包打法治的一切，而是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良法对党的领导规范和制约作用，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之所以强调宪法至上，强调法治对党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是因为我们以前对法治强调的还不够，做的还不够多，党的领导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也迫切需要法治发挥更大的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的一些列创新发展，提升了我们党法治建设科学化的能力和水平，使党更好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以此就以法代党。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方式手段之一，不能用法包打天下。我们党的治国理政的领导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法治、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斗争、现代科技、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一系列方式手段。这些手段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只不过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法治手段上升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而已。历史上秦朝商鞅变法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秦朝靠商鞅变法，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商鞅变法“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轻视教化，鼓吹和迷信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就他本人命运讲，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从秦王朝命运看，从公元前356年商鞅第一次变法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历经了135年，但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就被轰轰烈的农民起义推翻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就是对依法治国的有益补充。因此，我们不能让宪法和法律包打党的一切、包打党治国理政的一切，否则，就会出现以法代党、以法代政新的右倾不良倾向。

第三，正确对待以党代法、以法代党现象存在的必然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党代法、以法代党现象还有存在的必然性。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以这种必然性为借口，不去有效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推进法治建设，同时，我们也绝对不能企图一夜之间或短期之间就彻底改变这种现状，以为我们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后，党的领导和法治建设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在一夜之间或短期之间就彻底解决了，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就成为否定党的领导和法治作用的理由。正确的态度是，我们要具体、历史、现实地看待党的领导和法治建设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不足，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政机关及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动作用，全民共同努力，有计划、分步骤地逐步加以改善，并最终得到有效解决。

这一条回答的是正确处理党大还是法大问题必须坚持的正确态度和做法、避免的两种错误倾向，是正确处理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必要保障。

最后强调一点，形势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使我们不能再高大上的、大而化之的存在更多空洞成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不讲实事求是，而是说实事求是还不够，理论还要更彻底、更纯粹。如果不能更贴近实际一点，我们的糊涂成分就会多起来，我们早晚就会有不清醒的时候。党的领导很大程度上靠大政方针政策来体现，如果实事求是少一分，党的事业就会损失一分。所以，我曾经说过，越是实事求是，越要解放思想；越是解放思想，越要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