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珂：正确处理党大还是法大问题（3）

第三，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具体的、历史的，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能机械地对待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则，在党的领导和法治建设中，就会出现打着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旗号、损害甚至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现象。我们要客观分析有利于群众的就干、不利于群众的就不干的论断，这个利字是短期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是不是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了。比如，为了提高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些地方盲目上项目，由于投资结构不合理，这些项目短期内看是带动了当地经济增长，但长期看却带来了生产过剩，甚至是严重的环境污染，或者这些项目建立起来了，发展的也很好，但利润却被很少部分的人分刮，大部分群众辛辛苦苦干事，却没有得到应有和必要的实惠和好处。这些人民群众不但必然会追问党大和法大问题，并且可能会对党的领导和法治建设存有意见，甚至失望和失去信心。我们不能庸俗化地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同于某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利益，也不能简单地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同于人民的意愿或满意、高兴程度，否则，就会出现以人民意愿或满意、高兴程度为名行特权之实的现象。我们要坚决纠正各种损害和违背群众利益的行为，同时又要以党和法治的先进性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合理意愿，满足人民群众合理诉求。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其主要特征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是平等的主体，可以互相选择；价值规律对劳动力市场发挥调节作用，劳动报酬将主要由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如果不及时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就可能破坏劳动力市场的要素关系，同时把财富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造成垄断现象，进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并最终影响党的领导效力和法治效力，动摇党的执政地位。不过，人民群众的诉求也必须是合理合法的，如果超越了当地经济社会承载能力，这种满足也不可能是长期持续的。

这一条揭示了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是正确处理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党的正确领导是法治建设最根本的保证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不仅是由我们党先进性和纯洁性决定的，而且是由我们党强大治国理政能力所支撑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28年的顽强斗争，牺牲了2000多万革命先烈，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把一个贫困交加、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国。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无可争辩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中华民族达到民族振兴伟大目标的中流砥柱和根本保证。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总体判断。

第二，必须坚决反对左右倾错误。我们党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犯过“左”倾和“右”倾错误。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在社会主义时期，1957—1976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左”倾思想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左”倾思想和做法对党的各项事业危害很大，极端严重的时候能够葬送社会主义。右倾是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苏共斯大林指导错误），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党内的“左”右倾问题是关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认识上的问题。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亘古不变的。人们对政治形势及政治任务的认识水平不同，从而对政治路线的领会程度参差不齐。加之政治形势千变万化，人们的认识有时超前于政治形势，有时落后于政治形势，于是便产生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政治思想或言行。“左”和右正是政治路线方向上的这种倾向性问题。也就是说，“左”和右指的是，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政治路线确定前后带有落后于或超前于政治形势的倾向性的政治观念或政治言行。进一步讲，凡是趋后的、守旧的一些政治观念或政治言行都是“右”，凡是超前的、激进的政治观念或言行都是“左”。比如，我党目前阶段的政治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改革开放，在这一基本路线方向上，如果一味地强调改革开放而忽视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一种左倾；如果一味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不进行改革开放，这就是“右”倾。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都能够葬送社会主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9月15日《保持党的正确领导》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说明了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因此，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才能避免“左”右倾错误。

第三，党的正确领导是党保持执政地位的生命。党的正确性、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党的正确性和先进性是在实践中生成、在奋斗中赢得、在发展中保持的。每一代共产党人都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新挑战。任何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止步不前，都会导致党正确性和先进性的丧失。一个政党要始终正确先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都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奋斗目标和路线方针政策。比如，建国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100%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是适应形势和任务的，是比较进步的，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比如，1992年党的十四大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注重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为代价的GDP经济增长方式，当时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今天看来，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科学的，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比如，建国以来我国实行单向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社会治理方式，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党领导下的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多元化治理方式。作为党的整体，过去正确先进不等于现在正确先进，现在正确先进不等于永远正确先进，每一代人要继续保持正确性和先进性，必须全面学习和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把握时代发展主题，赋予党的正确性和先进性以新的时代内涵。作为党员个体，一时正确先进不等于终生正确先进，必须努力增强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第四，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讲。电视剧《康熙王朝》前四集围绕顺治如何出家构筑精彩的情节。清顺治十八年，恶疾天花袭击皇宫，董鄂妃去世。顺治厌倦了皇家的生活，没有了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加上董鄂妃去世的打击，他自己说已经只剩下一副皮囊，没有可能再去为大清的江山社稷出力。和尚行森趁机鼓动顺治出家，结果他成功了。此时，清朝刚刚建立不久，内忧外患，一个好端端、健康的皇帝突然不想当皇帝了，遁入佛门，势必会影响清朝的权威、体面，弄不好会葬送清王朝，传出去也是个天大的笑话。解铃还须系铃人，母仪天下的孝庄皇后无奈只好派大臣索尼求助于行森的师傅大和尚玉林秀，劝说行森改变度化顺治出家的做法。索尼见了玉林秀，寒暄以后说明来意。索尼说，大师啊，朝廷里已有佛门弟子祸乱宫闱呀。玉林秀回答道，既然此人已经为乱，那么他就不再是我佛门子弟，中堂可以用王法惩治。索尼无奈只好单膝跪地说，在下求大师了，并从身上掏出一封孝庄皇后书上自己姓名的信。索尼解释说，这是孝庄皇后自行降为一介平民来求玉林秀。玉林秀立刻就去孝庄皇后，言谈之间，玉林秀不无担忧地说，这样一来，皇权与宗教岂不结下了不解之恨吗？孝庄皇后告诉玉林秀，如劝度成功，贵寺将永被皇家供养，永受皇家香火。玉林秀答应劝说行森不要劝度皇上出家，行森不明白。玉林秀问行森，在百姓看来，是皇上大呀，还是佛祖大？行森说，当然是皇上大，天下人只看见皇上拜释迦摩尼，从不见释迦牟尼拜皇上啊。玉林秀无奈地回答道，唉，这正是世上最大的障眼法。实际上，皇权是实的，佛祖虚无缥缈。从来都是朝廷命官掌管天下，佛祖只能有一袭青烟超度人生，佛门仅能用精神教化尘世之人。行森立即反驳道，太师父，皇上自愿入我佛门，两厢情愿嘛。玉林秀进一步劝说，皇上糊涂了，你也糊涂了吗？行森哪，古往今来，不能与皇权相抗争，不可越轨行事啊。行森还想进一步辩解，玉林秀打断他的话说，现在大难已成，势必触犯天威难成正果。皇上不出家，孝庄皇后会善安佛门求得太平。玉林秀要求行森劝说皇上不要出家，他自己向孝庄皇后请罪，然后全体僧人撤回五台山方保太平。但行森执难而上，执意劝度皇上出家，要将寺庙变为天下第一寺。玉林秀嘲弄地说，你想挟天子令朝廷吗？但行森一意孤行，决心效仿前人，不畏皇权，以命护法，劝说没有成功。电视剧《康熙王朝》不是历史纪实的纪录片，而是一个影视演绎，却折射了历史和现实的某些情况。从本质上看，党的领导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已经不同于清朝专制的皇权，但作为一种权力，也是靠党员干部行使权力，只要这种权力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宪法和法律精神，就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不可抗拒的效力。也就是说，宪法和法律作为一种精神、制度规定，必然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接受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