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珂：正确处理党大还是法大问题（5）

第二，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是捍卫人们的权利和自由，防止暴政，制裁犯罪，维护正义的法律。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本身必须具有正义性，即包含有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平等、保证自由、促进效率等四个方面的作用。只有在形式上和实质、程序和手段、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上都分别具备这些特征的法，才是真正良好的法律。与之相对应是恶法，恶法就是维护独裁专制、维护暴政、侵害人权、肆意剥夺人们的自由、损害正义的法律。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达到经济绿色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和平发展的治理。我们党要克服自身缺点、矛盾和问题，发扬自身优势和特点，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必须更好发挥良法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只有在良法的规范和制约下，才能确保党在正确的轨道之上领导，提高党的工作效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政法机关查办的涉及各级党政部门的各种案件，都是在纠正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决策、执行和监督等环节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之所以称得上良法，一定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得到了应有的解决，达到了良法规范和制约的目的。否则，就不能叫做良法，也不能叫做善治。比如，1996年11月，42岁的王本余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缓。2012年，真凶李彦明落网，他才被洗去罪名。而此时，算上在看守所羁押的两年多时间，王本余已经在铁窗下度过了18年。王本余称，刑讯逼供下，他不得不认罪。在狱中，他多次申诉无果，减刑也被推迟。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让无辜者生不如死，才承认自己是杀人犯，刑讯严酷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而且，当初刑讯逼供的对象不只赵作海一人，还包括若干亲属和相关人。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两个文件，《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申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比如，河北李怀亮杀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最终宣告李怀亮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庭释放。这两个正反案例充分说明，恶法只能造成冤假错案，只有良法才能得到良治。

这一条论述了良法对党的正确领导的必要性，是正确把握法治效力的首要条件，也是正确处理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重要条件。

六、必须毫不动摇把党的正确领导贯彻到法治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

坚持党对法治的正确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确保党的正确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的目标。

第一，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在实际工作中，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都要紧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并且要受到利益、思想认识、情感、道德上的缺陷等人为因素的干扰。这些主客观原因，使得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从来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工作都存在缺陷的可能。就立法而言，我国于2010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党领导的立法任务已全部完成，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人为因素的干扰使得立法工作处于一个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之中。拿执法司法来讲，地方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执法司法者的思想情感道德素质、执法司法者深受传统关系的影响、执法司法者手段不足、执法司法者人身安全保障不力等，都可能会发生执法司法不作为、弱作为、盲目作为、歪曲作为等现象。拿守法来说，由于受传统文化重关系、重权力、重道德约束等负面作用的影响，受市场经济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等负面价值取向的影响，受西方不良生活方式和作风的影响，与全民守法用法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第二，实现党对法治工作的统一正确领导。实现党对法治工作的正确领导，必须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健全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保证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提升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切实发挥政法委员会、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完善。

第三，实现党对立法工作的正确领导。不仅要紧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且要不断克服人为失误甚至错误现象，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强化重点领域立法，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第四，实现党对执法工作的正确领导。必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第五，实现党对司法工作的正确领导。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严格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提高司法公信力。

第六，实现党对社会信法守法用法的正确领导。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只有如此，才能把党的正确领导贯彻到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实现科学立法、构建相对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这一条论述了党的正确领导对法治建设的根本作用，解决的是党对法治的领导效力问题，是党大还是法大问题必须首要处理的问题，也是党大即党的领导效力大的重要体现。

七、必须坚持不懈运用良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坚持用良法规范和制约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始终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要求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必须依法执政，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目前，我们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同时还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四大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要求必须把党的权力关进宪法和法律的笼子里，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第一，坚持依法执政。良法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对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意义重大。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确保依法把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第二，把党内法规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良法最根本的体现，全党必须一体严格遵行。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同时，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第三，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法制工作队伍直接担负着党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工作任务，是党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体现。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抓好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畅通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部门具备条件的干部和人才交流渠道，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

第四，依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靠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依法来推动。我们党必须在宪法和范围内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推进党政分开，提高管理和服务工作效能、增强活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这一条论述了法治建设对党的正确领导的根本作用，解决的是法治对党的领导效力问题，是党大还是法大问题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也是法大即法治效力大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