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树立宪法权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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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时候，我个人是把三中全会的《决定》跟四中全会的《决定》放在一起，同时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定》的说明放在一起，这样系统地看，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四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之间的内在联系，更能够深入地理解为什么四中全会把法治建设作为主题。

下边我讲四个问题。一个是四中全会《决定》的背景、制度创新和核心精神；第二个问题是强调一下，为什么四中全会《决定》要突出宪法权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宪法很重要，但是目前中国宪法权威仍然与法治建设的要求、与民众的期待有较大的距离，四中全会对宪法权威提出了哪些新的理念、新的举措、新的制度创新；第三个，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中国的法治和宪法的发展，目前面临什么样的新的挑战；最后一个问题谈一下我对树立宪法权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些思考、感想。

一、《决定》的背景、制度创新和核心精神

（一）《决定》的背景

四中全会《决定》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主题，这是我们执政党在全会的《决定》当中，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党一直在探索中国的法治道路，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写在党的报告里边。1999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庄严地写在宪法中，它已经成为宪法的制度，宪法的原则和国家发展的目标。所以，有关依法治国的理念不是四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来，经过十五大以来执政党理念的不断深化，到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理念进一步地体系化、制度化、规范化。

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面临新矛盾、新冲突、新问题。如何解决矛盾、冲突，利益的多元化，传统的人治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施行人治，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多代价，以人治的方式推动法治我们试过，比如为了维稳，我们花钱买平安，明明是法律的规定，但是我们为了稳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法律之外的措施。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出现了信访制度，成为“权利救济”的主战场。主流的制度，司法的权威反而受影响。这个方式我们也试过，也花了很多钱，付了很多学费，但是效果是不好的，我们只能回到法治，这是我们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经验总结。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抓手，需要一个制度的支撑和载体，怎么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呢？只能靠法治。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根本和保障。当然，如何通过法治来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变，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十五大以来的一种探讨、思考，执政党有政治勇气，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把依宪治国作为执政党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过去我们只是提出来，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把依宪治国作为一个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没有明确在党的决议里面写，依宪执政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是第一次把这个话写在《决定》里边，我认为它具有深刻的内涵。标志着执政党在未来的国家治理当中，在执政党的执政活动当中，坚定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依据，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保证国家的治理的现代化和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所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之所以在《决定》当中，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主题，我认为有深刻的国内背景，只有法治、只有法治的道路才是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根本。

当然，我们这个时代，也面临着深刻的国际社会背景，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等等，已经给各个主权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不能离开整个国际的背景，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要面对全球化的环境，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怎么样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具有核心的竞争力？既要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同时也要发挥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大国的地位和影响，不仅要参与国际社会的规则制定，而且要引领国际社会和平、公正、公平的秩序，这就需要我们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法治道路。我们中国也要实行法治，中国的法治道路是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道路，我们实行的不是三权分立，我们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样的一种法治道路和中国法治的理念，通过党的文件，来向世界来表明执政党的这样一种理念，这样的一种决心。所以围绕着这样的国际背景，我们这一次在四中全会《决定》当中，明确中国法治的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我觉得也有利于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法治建设的特色和优势。

所以，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的判断，也是执政党对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深刻分析以后，所做出的很慎重的，也是很庄严的国家发展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