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树立宪法权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3）

（三）《决定》提出法治的核心价值，直面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会决定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作出了全面部署，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人民群众呼声和社会关切。

我这里列了四个问题，我认为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决定》做了一个明确的回答。

第一，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什么关系呢？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我觉得这句话，回答了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最近媒体上也有一些讨论，党大还是法大，我觉得没必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说得很清楚了，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法治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因为党的领导是宪法确立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根本的原则。没有党的领导，我们是无法推进法治建设的。当然党的领导，必须要依照、通过法治，党的领导也不能脱离法治。谈到党的领导和法治的时候，一方面谈坚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谈党的领导也要依靠法治，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法治建设中的党和法治的关系的问题。

第二，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我们现在处于改革的年代，但是改革的时代是不是也需要法治的底线？也就是说改革能不能超越法治？如果原来制定的法律落后、滞后，这个时候法律还没有修改，法律还没有解释，法律还没有废除的时候，你能不能超越法律来满足改革的需求？这一定是存在矛盾的。我们可能习惯上，好像改革是一个新的事物，法律的制定比较落后，所以适当用改革来突破法治，好像可以理解，这种思维方式是很危险的。所以四中全会明确，重大的改革要于法有据，习总书记多次讲话当中谈到，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我们的改革不能违背法治，如果改革的需求和法律的规定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么制定新的法律、要么修改法律、要么废除法律、要么解释法律。所有的改革都必须要有合法性的依据，而合法性的依据就是必须有依据，哪怕这个法律不完善，法律的内容过时，但是它没有修改解释以前，法治社会必须要坚定尊重这个过时的或者是有不完善内容的法律。相对来说法律是保守的，因为制定了以后，社会生活还要发展，那么我们通过解释法律、修改法律，使得这个法律能够适应社会生活，但是有的时候法律是比较滞后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说，这个法律太落后了，我们不要它，法律是无法得到实现的。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缺乏对规则的尊重，特别是不太符合社会现实的，或者相对落后的这种法律，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改进的。所以习近平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目前，检察院也在改革，比如说主任检查官制度；法院也在改革，主审法官制度；政府机关也在进行改革。但我觉得，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法治意识。如果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制定法律、修改法律、废除法律、解释法律这样一种法治运行的途径和技术的话，我们可以消除法律和改革之间的矛盾。当然，有立法权限的机关要及时地立法，有解释权限的机关要及时地解释或者修改。但是任何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改革的理由来否定它应该具有的合法性。

第三，重大的法律问题强调了司法的人权保障。2004年3月，我们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他已经成为国家的价值观。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我们就是要尊重人权、保障人权，这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价值观。四中全会为什么强调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呢？同时对法院、检察院的改革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如跨区域设立巡回法庭等等。这是因为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个堡垒，民众对司法是否有公信力要看司法程序当中，我们能不能保障公民基本的人权。司法的公正，往往是整个社会公正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民众从内心里边最能感受的一个领域。所以四中全会强调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但是他对人权保障不仅仅是限定在司法领域里边。

第四，强化宪法监督，树立宪法权威。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问题，我们看整个《决定》的精神，我们可以看出，对树立宪法权威是强调的是最充分的。它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从中国命运的角度，从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提出了树立宪法权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