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法治才可真正达到“治”

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的争论，已经持续几千年了。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人治在大多数时期都是占上风的。传统上人们常常认为只要能找到“好人”，人治比法治要更灵活、更有效。人们最尊崇的是那些“青天大老爷”，最提倡的是“为政以德”“半部论语治天下”，最向往的是碰上个好皇帝，再来个“某青天”。而对那些主张“以法治国”的人则很不感冒，或者把他们列入《酷吏列传》，或者编排个“作法自毙”之类的故事来嘲笑他们。

然而，岳飞说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这个乍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遥不可及的理想却一直得不到实现。为什么这么理想的人治始终实现不了呢？因为只有法治才可真正达到“治”。

人治理想的前提靠不住

如果天下的官员都能像包拯、海瑞那样正直清廉、为民做主的话，有什么理由不能通过人治来使天下太平呢？问题正是出在这个“如果”上。正是这个无法实现的“如果”，使得看似美好的人治始终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要知道，人是复杂多变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难以预测的。大智若愚、大奸似忠，要想准确判断出大量人的能力、品质、性格，是几乎不可能的。就像白居易感叹的那样——“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唐玄宗李隆基年轻时英明果决，在平定韦后之乱中显示出了过人的雄才大略，因而他的长兄李成器先将太子之位让给他，继而他的父亲唐睿宗李旦又将皇位让给他。李旦和李成器终其一生，大概对自己的伯乐天赋都感到很满意。他们亲眼看到了李隆基一步步励精图治把大唐王朝送到了开元盛世的辉煌顶峰。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同样是这个李隆基，在晚年变得昏庸无能、刚愎自用，最终招致了安史之乱，使得帝国瞬间坠入了灾难的深渊并从此一蹶不振。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该怎样评价李旦和李成器呢？是他们错了吗？不是。问题在于天宝年间的李隆基已经不是开元年间的李隆基了。天宝狂澜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人治主义和伯乐救国的结果。

像李隆基这种因为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情况，还算是变得慢的，前后花了几十年。更加让人目不暇接的还是那些因为身份地位和利益诉求变化而导致人发生变化的情况，也就是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陈胜做雇农时，曾经无比诚挚地对一起耕田的伙计们说：“苟富贵，毋相忘。”等到他起义成功称王之后，有位还记得这句话的老伙计来找他了，结果没几天就因为大大咧咧“妄言”“陈王故情”而被陈胜砍了脑袋。这时离大泽乡起义才不过几个月时间。

这里会不会把人治的困难过于夸大了呢？那就看看历史上伯乐救国的真实实践吧。东汉后期是中国历史上伯乐们的一大活跃期，人们品评人物成风，许劭评价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是一个典型。而且这位许伯乐评的还绝不仅仅是一个曹操，他每个月都要定期发表人才评论，人称“月旦评”。从三国时期开始，这种民间的伯乐救国行为被正式制度化，九品中正制诞生了。朝廷选官就靠各州郡的大中正、中正这些伯乐们的品评。其结果如何呢？时人说得好：“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