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现状和展望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压力

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与日俱增的外部压力和内生动力，被迫调整和自觉调整两种力量正在汇集，形成强大而持久的倒逼机制和正逼机制。

(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

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人口红利持续衰减，劳动力供求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其中结构性矛盾逐步上升，就业难、用工荒并存现象长期化。随着廉价劳动力的减少、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民工工资的大幅提高，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退。从最低工资看，2011年北京、上海、深圳、河南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160元、1280元、1320元、1080元，比2005年分别提高100％、85.5％、91.3％、125％。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数据，十多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增长近四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l1年的2.9美元。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由10年前的偏低转变为偏高，目前相当于泰国的1.5倍、菲律宾的2.5倍、印尼的3.5倍。

从土地价格看，2011年末，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水平为3049元／平方米，是2005年末的2.4倍，其中，商业服务、住宅、工业地价分别比2005年上涨174％、267％、32.5％。

传统比较优势弱化的结果是，原有传统产业(特别是一般加工制造业)向综合成本低的内陆地区或周边国家转移。目前这一势头己相当明显，如重庆、安徽等地的许多产业是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过来。耐克等国际品牌逐步把制造工厂更多迁至越南等国。美国寇兹(Coach)公司宣布今后五年中国工厂的订单份额将由85％降至45％，日本无印良品(MUJI)公司计划三年内把中国合作工厂从229家减至86家。这种情况将驱使珠三角、长三角一些地方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否则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和经济减速。

(二)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空前提高。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过去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环境问题也快速积累，并集中爆发出来。可以说，目前中国正进入各类环境与健康事件的高发期。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要求，消费结构升级相应地要求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公众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渐加强，公众对污染问题的敏感程度提高，环境危机较易演化成社会危机。同时，由于环境管理体系和信息公开制度日渐完备，特别是媒体监督报道力度加大，环境问题对公众心理的影响更为直接和迅捷。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一些环境事件，如大连PX项目，康菲渤海漏油事件，北京雾霾天气和PM2.5空气质量标准，广西龙江镉污染，河南、陕西、湖南、浙江等地血铅超标事件等，既反映了环境保护形势的严峻性，也作为反面教材和倒逼机制，推动了环境问题的治理、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谓“危机倒逼型”路径。

(三)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明显上升。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小平同志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既强调做大蛋糕，也强调分好蛋糕。邓小平同志还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较大，2011年GDP达到47万亿元，按美元折算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更有物质基础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公平正义就是要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机制，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从经济层面讲，就是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然，这正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四)代际之间的消费倾向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新生代市民和农民工可能会使全社会消费倾向逐步提高。凯恩斯在1923年《货币改革论》中曾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如果说当代中国人的消费倾向高，那么这一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在城市中出现的所谓“月光族”和“啃老族”，前者指工资月月花光，后者指自己的收入不足，消费花钱还要靠老人补助，这都是新一代年轻人消费倾向高的表现。新一代农民工也是如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大相径庭。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上一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老家的金额为8218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51．1％，而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的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平均消费倾向会更高一些。在消费结构上，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从温饱型转向享受和发展型。根据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在吃饭、房租水电、医疗费用上要低于老一代，而个人培训、上网、日用品开支等项目上要高于老一代。在消费模式上，网上银行、刷卡消费、信用消费等先进的消费理念已经被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据调查，近一半的在沪新生代农民工使用信用卡消费，而老一代农民工中只有三成使用信用卡。常言道：形势比人强。人口新老交替这一自然规律可能会使中国人消费倾向低的状况有明显改观。

(五)东部沿海地区遭遇增长困惑和转型压力。

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地区经济呈现不平衡增长格局，全国经济活动持续向东部地区集中，东部地区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极。近年来，由于要素成本全面上涨、人民币持续升值、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等，东部地区过去那种以高度消耗资源、高度依赖出口市场、处于产业链低端，以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的传统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例如，2011年上海和北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7.4％和7.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0.3％和13.3％，明显低于中部地区18.2％的工业增速和28.8％的投资增速。主观上讲，这些地区并不是不想让速度更快些，而是有心无力，发展阶段使然。据美国美世咨询公司2011年7月发布的全球214个城市生活成本调查报告，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列第20、21、38位，而美国纽约仅排在第32位。高水平的生活成本需要有高水平的产业结构来支撑。当前东部沿海许多地区正在基本完成工业化，需要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现实是，一些城市房价上去了，但产业结构没上去。许多东部地区已经到了只有调整、转型、创新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调整转型越快，发展的空间才能越大，发展的速度才能越快。就全国而言，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将从高增长时代进入中速增长时代。更准确地讲，我们可能正从以往两位数为常态的高增长时代转入一位数高增长时代。以往粗放式高增长的宏观环境越来越不再具备。

(六)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

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比上年末增加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比上年末增加0.25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3.38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1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趋势。由于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比上年微降0.1个百分点。从更长时期的角度看，1990-201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25岁上升到35岁，而同期美国从33岁上升到37岁，日本从37岁上升到45岁。在过去40年中，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日本之外的任何国家都快。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七)来自国际社会的多重压力上升。

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己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而能源以煤为主的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变化，因此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增加，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将持续存在，且有增无减。这在客观上会促使我们加快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在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赢得自身的发展权利和发展空间。

确保能源资源供应安全的压力。中国能源资源禀赋不高，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维护13亿人口能源资源永续利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需要在“节流”和“开源”方面下更大功夫，取得更大成效。一方面，要加强节能减排，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这必然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提高经济和产业的技术水平。同时，要调整进出口结构，更加坚决地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出口，防止出现能耗和污染留在国内，绿色产品出口国外，而一些外国人士不理解不领情反而出现指责批评的现象。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内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防止对外依存度过高和过快上升，确保处于安全范围。要加大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开发利用，尤其要学习借鉴美国等国经验，努力攻克页岩气、油砂等非常规能源开发难关，提高能源自给率。如果我们不能在能源利用效率和结构上有一个大的提高，如果不能在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和总量上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就可能像前些年国际上有人提出“谁来养活中国”那样的说法，说不定还会有人提出“谁来满足中国能源资源需求”问题。来自能源资源方面的国际压力将会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压力。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原有的世界经济循环模式被打破，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亟待解决，再平衡是客观需要，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对各国经济都将产生较大影响，非均衡发展的过程通常是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再平衡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减速发展的过程，对我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会带来影响。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也必然是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而又举足轻重的大国经济，需要像参加一场新的大型舞会一样找到自己新的定位和节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是我们适应和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也要防止一些国家借再平衡名义推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那样只会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得不偿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逐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压力。从国际经验教训看，能否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能否处理好收入分配和科技创新两大问题。日本通过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成为一个发达而均富的社会，基尼系数长期低于0.349。韩国经济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1965年时基尼系数为0.34，1980年达到最高值0.39，随后逐步下降，1995年时为0.28。从技术创新看，日本、韩国都经历了从国外引进、学习借鉴的过程，后来高铁、核电、液晶显示等技术进步表明，日本和韩国都具备了世界领先的自主创新能力。而部分拉美国家则提供了反面教材。正反两方面的案例表明，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要把握好两大要害问题：收入分配要公平，而不能出现贫富悬殊；自主创新能力要增强，而不是总是处于技术追赶、重复引进状态。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未来一段时期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万美元并不太难，但此后向更高收入水平迈进的困难可能会明显加大。我们需要应对多重挑战，其中十分关键的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成创新型国家。这正是未来结构调整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