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货币政策灵活性校正流动性结构异化（2）

我国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尤其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主要路径和原生动力的改变，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既提供了新基础，又拓展了新空间，还增添了新活力，并最终将带来新效率。就像“目的是为了证明手段的正确与合理”一样，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灵活性，可以在矛盾交织和问题积累的大背景下，被“时间+过程”证明是走向正确目标和方向的重要内容与积极要素之一。

从我国经济的现实格局和迫切需要来看，货币政策讲“松”，就是全社会融资总成本要“松”，无风险利率曲线要下移，资金平均成本要下降。更具体讲，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要加快改善，支撑未来新增长点的新兴战略产业和服务行业的融资环境要加快优化，并走入“便利+低息”的成长通道；货币政策讲“紧”，就是已积累一定风险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房地产企业贷款、产能过剩企业贷款和“僵尸企业”贷款的消化和处理，要相对“紧”。货币政策讲“适度”，就是在解决流动性结构积累的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从历史过程和现实选择上分清类别、分析缓急，择机抉择。更多注意货币政策的内在效用与不同作用对象的最优化融合，更多注意以相对系统性来主导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性，防止滑入盲动性中的无序灵活性陷阱。

一言以蔽之，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性，既是改善流动性结构状态的一种具体方法，又是体现“松紧适度”的动态标准。这种方法的改善和标准的优化，最终必然提升我国货币的乘数效应和效力，这既是稳增长所要求的最重要目标，又是走出市场流动性“脱实向虚”和“苦乐不均”的必然过程。

还应当指出，明年我国货币政策还将面临国际经济环境加速动荡的严峻考验。以石油、铁矿石和煤炭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在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流动性走向的格局中，对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将带来更多不确定与复合型因素。另外，我国经济转型中内生的物价与就业关系背离菲利普斯曲线及PPI与CPI剪刀差扩大化的现象，也将使货币政策灵活性遭遇更多市场新成分、新关系和新力量的洗礼。这对货币政策提出了“变化中力求有序、优化中力求前瞻、多样中力求高效” 的新标准和新要求。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