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何科学评价一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和有效程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政治发展道路作为“中国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性突出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制度优劣评判标准的认识上。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曙光初现的时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原理出发,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的中国一切政党提出了政策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选择国家制度形式提供了关键性的依据,即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提出了衡量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完善与否的三条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和探索,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出色地达到了上述要求。首先,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法理基础,决定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领导能力,更有利于形成整个政权内部上下一致的合力。其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治国理政日趋成熟,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体制不断巩固完善,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党内民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趋于完善,保证了重大决策上不发生颠覆性错误。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效促进了政党间的团结,使中国政治的参与各方能够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发展为最终目的,在重大决策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更加科学、更具效率、从有效治理中国这一“超级国家”的需求出发而创新和不断完善的“超级治理体系”,它大大超越了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格局和将权力制衡异化为相互拆台的政治现状,更能够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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