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2）

所以，这一点在政治上是很大的错误，就是军事上也很不应该。就是不帮助十九路军，能把蒋介石的主力打垮也好。结果蹲在那里，非常机械，非常被动。本来十九路军和我们讲联合，我们日用百货、盐巴也还不困难，还有一点办法。十九路军一垮，蒋鼎文就到福建当总司令，我们就四面被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完全是机会主义，完全不懂得辩证法的关系。

自五次战役开始到福建事变这一阶段，不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反而将主力分散使用，两个拳头打人，甚至往堡垒地域里钻。福建事变发生时，把一军团拉到神岗、党口去进攻堡垒地域，最后敌人形成四面围攻，又把一军团拉到福建，打了一个温坊战斗，聊以解嘲自慰。一个月就行了二十八天的军，真是劳累已极，使主力疲于奔命。

第三阶段，就是广昌战役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拼命主义，是拼命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苏区北线的敌人是以占领广昌来号召其他地区的敌人向我们实行总的进攻，因此教条主义者也就以广昌作为苏区的大门来拼命，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当敌人战略上的合围形成以后，就开始向广昌进攻，而这些外行的军事家——教条主义者，也就在这个地方搞拼命主义，以主力对主力。敌人有十一个师，由罗卓英指挥，正面十华里，沿着旴江两岸的丘陵地带构筑碉堡，步步向前推进。我们则集中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预先也在这一带地区筑了很多碉堡，以堡垒对堡垒，准备拼命决战。敌人在狭小的正面上以重兵搞我们，我们则对敌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在旴江左岸前进，碰到我们短促突击时，马上停止，以一个纵队在原地作工事，另两个纵队则沿河上已架之桥梁，转移到右岸前进；等到在右岸又遇我短促突击时，又转到左岸前进。如此反复辗转前进。所以刘伯承同志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不叫打仗，叫做“滚仗”。这样由甘竹到广昌四十华里，整整“滚”了十八天，敌人有时每天前进四华里，我们没有搞到什么东西。那时李德、博古都来了，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指手划脚，搞了十八天，最后还是把广昌失掉了。

这就是说，这些教条主义者们认为：你们说我不行，我就是要搞一下给你们看看。九个师对敌人十一个师，敌人有高武器——飞机和远武器——炮兵，我们这样的同敌人拼命，敌人是最欢迎的。结果我们只有撤退，最后还是失掉了苏区的大门——广昌。

第四阶段，就是广昌战役之后的分兵把口和高度的阵地抗击战。自广昌撤退后就是分兵把口，一路是三军团第六师和红十二一师抗击周（浑元）纵队，守老营盘、高兴圩之线；一路是八军团，抗击薛（岳）纵队，守古龙岗；一路是五军团，抗击霍守义部，守头陂以南地区；还有一路是三军团，守广昌通驿前大道，抗击汤恩伯、樊崧甫两纵队。而一军团则转移到东线（福建）去了。分兵把口，也是阵地战的最高峰，其中以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为代表。广昌战役后，敌人深入了苏区腹地，就一步一步推进，开始用飞机轰炸，以后打炮，以后是机关枪掩护步兵冲锋，完全是正规的一套。我们也是做工事、筑碉堡、安鹿寨、埋地雷，再就是等敌人进到近距离时以手榴弹、步枪、机关枪一齐开火，以及用小部队从翼侧突击。敌人欺侮我们没有重兵器，就是远距离冲锋时，也采用营方队的密集队形；而我们的手榴弹，各种枪炮只能在一定的距离上开火，这就完仝要靠干部战士的英勇善战。敌人的汤纵队在高虎脑一仗伤亡四千多，我们自己也损失不小，班以上的老战士也剩不多了。第五次反“围剿”，我军连续作战一年之久，就是在阵地上过日子，在房子里睡觉的时间很少，毫无休整。连以下的干部差不多三个月要全部换一次，以后完全靠干部打，补充上来的新兵连训练都来不及。所以，虽然对敌人有很大的杀伤，但我军自己的元气也受到相当损伤。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法在战略上说是很盲目的，而又毫无自信地自欺欺人地要与敌人拼消耗，想从此来转变敌我形势。正如毛主席说：“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我们那几个制造枪弹的简陋工厂，哪里能抵得上敌人的汉阳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呢？何况敌人还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帮助。

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之后，退到了驿前。三军团四、五师加上五军团三十四师，在一起作战。过去敌人总是先来飞机，以后打炮，搞七、八个钟头后，步兵才正式攻击。在驿前作战，我们自己就上了敌人的当。我们三个师，右边是四师，中间五师，左边三十四师，都是以一个团占领阵地，两个团在后面。我们的阵地构筑得很好，一道、二道、三道，也算是一个防御地带，有的工事做得很不错，文化学习、休息、隐蔽、进出道路等都有，还有隐蔽的火力点。那时候就是鼻子对鼻子，敌人和我们的距离很近，而且工事以外还有侦察部队，所以我们经常和他们打交道，我们的人抓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也抓我们的人。敌人的炮兵阵地只离我们有千把米，完全暴露，每天进行试射，我们对之毫无办法，但我们坚守，敌人也没有办法。结果敌人改变了高虎脑、万年亭的打法。清晨，飞机先从广昌起飞，飞机一响，就是信号，炮兵就打。炮兵一打，于上半夜就运动到我们的鹿寨前面的部队，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立即投入冲锋。这样一来，我们的短促突击根本就用不上，部队还没出得去，就被敌人火力封锁住了；第二梯队还没有上来，阵地就被敌人突破了。敌人突破哪个地方，就占领哪里，构筑碉堡进行巩固，口子不大，叫做钻隙进攻。这时我们第一线被突破了，第二线来不及组织防御，接着第二线也被突破了，第三线也跟着被突破了，这一天敌人就前进了十几里。这样一来，我们左右两翼的部队就都向左右转成了侧面阵地，敌人又以另一支部队向我侧面进攻，我们就无法坚持了。驿前战斗证明：我们没有总的预备队是很大的缺点，在敌人突破后就没法应付，结果一下子把三道阵地都丢失了。总之，这种办法都是消极的、呆板的，违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结果不论部队怎样英勇，终于失败。

第五阶段就是西线掩护战。驿前战斗失利后，就变成了西线掩护战。因为北线、东线都被敌人突破了，当时更威胁我们的就是西线。西线就是兴国，那时只有陈毅司令带着地方部队和第六师阻止着周浑元纵队，力量比较单薄。驿前战斗后，五军团十三师就到西线增援第六师。以后一军团在高兴圩想以第二师实行夜间突击，没有成功，就调走了，只剩下五军团在那里与敌人对峙。敌人每打一个地方，就在前面做工事，后面修马路，就象前面一个乌龟壳、后面一条尾巴似的。我们在这里和敌人共对峙了几个月。以后，就退到兴国以南，准备长征。本来在西线掩护战时，就应提出准备长征，但那时没有搞，仍只是提出击破敌人等老一套的办法。

总而言之，第五次反“围剿”，一直打到底也没有痛痛快快打好一仗，所以很失策，完全处于被动。教条主义者的理论就是：“由战斗的胜利开展战役的胜利，由战役的胜利开展战略的胜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我们说：主要是搞好战略指导，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以一定的战役战斗的胜利来完成战略上的任务。即使某一个战役打不好，也无关大局。但是教条主义者根本是外行，根本不是真正的军事家，最多是懂些班排长的战术技术动作。李德这个人狂妄自大到什么程度？他在瑞金和林老等中央同志讲班进攻，讲短促突击，他就是搞图上作业比较熟悉，其实完全是外行、空洞的家伙。

所以，第五次反“围剿”不管在哪里，原来都是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的。第一阶段本来可以粉碎敌人。第二阶段本来也可以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主力，粉碎第五次“围剿”。实在不行，就是当敌人四面合围形成后，我们不和他鼻子顶鼻子，退一步让他，区域还大，也还有回旋余地，可以消灭一路、二路。就是苏区都不行了，没有办法，也还可以跳出去，到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之间的地方打他们。再不行也可以向西边跑，到赣西、湘南、迂回到敌人的侧后，也一样可以打破“围剿”，取得胜利的。总之，这些大的战略眼光，教条主义者都没有，只是在那里毫无办法地挨时间，被动挨打，毫无前途地进行战争。因此，教条主义者在战略战役指导上是傻到极点。敌人反而还聪明些，懂得“竭泽而渔”。第五次反“围剿”，从战术技术来说，过去我们没有打过阵地战，没有搞过对空防御，这次学了一点；但从整个战略指导上来说，是错误的，开始是冒险，以后是拼命。对部队来说，我们部队发挥了高度的战斗能力，发挥了高度的勇敢精神，我们自己也经过了一些锻炼。如果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有正确的军事路线，加上英勇顽强，我们相信是可以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第五次战役是不会失败的。但由于领导上的错误，我们虽然有那样好的基础，有那样好的部队，有那样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却没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结果是被迫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

严格地说，长征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按照教条主义者的想法认为是有一点准备的，如长征以前八月七日派六军团（弼时同志带着）从湘赣苏区遂川县横石地区出发，到湖南、贵州与贺龙同志会合，建立湘鄂川根据地。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先遣部队，利用在与贺龙同志会合的过程中勘察一些路线，搜集些情况，供给些资料，以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此外，长征前也补充了一些新兵，动员了一些人等。长征开始准备由中央苏区撤出，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是结果没有做到，因为有几项最基本的工作没有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