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4）

过了湘江以后，本来还想向北转到二、六军团那里去，结果城步、武冈都有敌人赶到，把去路给堵住了。没有办法向北，只好向西。又由越城岭向西过苗岭，完全在山里转。这时广西的敌人侧击、袭击我们，还搞了一些特务，在我们刚到宿营地的时候烧房子，使得我们没有房子住，同时把我们和老百姓的关系搞坏。这样一搞几个月，弄得很疲惫。夜间行军行得久了，消耗很大，特别是快天亮的时候，最容易打瞌睡、掉队，发生问题。以后形成了一个规律，就是晚上行军，天亮后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就走，第二天又是这样。这样一搞，体力消耗很大，部队有很大的削弱。新兵、民夫不习惯这样的生活，很容易掉队。所以有很多人不是打死的，而是拖死的、累死的。我们军团走在后面，就更伤脑筋，前面走的还可以弄到些东西吃，我们走在后面的就没有了。有的同志疲劳到这样的程度：在山路上他靠着休息一下，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又饿、又累、又疲劳，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在数量上，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去掉了一半以上，而且战略目的没有达到。所以陈毅同志说：走死、饿死和战死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与其走死、拖死，不如战死。如果真正以这样大的牺牲来进行战斗，那要打多少漂亮的仗，要消灭多少敌人！

……

到黎平休息两天以后，改编了军委纵队，其他的军团整顿了一下，这样才过乌江。到一九三五年一月进入遵义，接着就开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事先作了很多的工作，他在中央苏区就看到不对头，在行军过程中又看到这些情况，所以写了一个东西，预备了一下，在长征过程中就和一些同志商量，事先酝酿。在下面，大家也对领导上有一些意见，因为客观事实就是中央苏区丢掉了，长征中红军削弱了，仗没有打好，大家都不满意。到遵义休息了十二天，就把这事情清算了一下。基本上是清算军事路线，从五次反“围剿”失败搞起一直到长征，把冒险主义、拼命主义、保守主义、退却逃跑等问题都好好地清算了一下。这是惨痛的血的教训。最后才取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的领导是很艺术的，他对政治路线根本不提，只谈军事路线。因为当时如果谈政治路线，牵连的面就更大了，所以抓住了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军事路线。那时主要的问题是武装斗争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就都没有办法解决。因此，集中力量抓这一点，就可以争取很多的人。毛主席说：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就是说，那时的中央完全是教条主义统治的，他是被排挤的，能够对教条主义的中央把事情说通，说得心服，就说明他是很艺术的，他也作了很多的工作。当然，以后的历史给那些教条主义者已作了结论。

遵义会议后，改变了领导，形势就完全改变了，各方面工作也活跃了。

为什么在遵义能休息这么久？因为我们过了乌江打遵义的时候，二、六军团打了很多胜仗，牵制了湖南的敌人，在战略上起到掩护我们的作用。二、六军团一出桃源，就消灭了敌人两个师，把张振汉捉到了，直接威胁常德。同时，我们到遵义后，敌人估计我们可能回头与二、六军团会合，因为他们看到六军团是这样走的。周、薛纵队就在芷江、洪江严阵以待，准备打我们。因此，我们就在遵义休息了这么久。后来敌人看到我们没回头，他才进贵州。这时我们和二、六军团会合不了，只有想办法与四方面军会合。本来这也是好机会。四方面军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是打了胜仗的，把刘湘的六路进攻都粉碎了，是一个胜利之师，有很大的发展。那时中央要他们第一步控制嘉陵江，来接应我们。我们亦开始准备北进，打算在宜宾、泸州之间过长江，而后再过嘉陵江，和四方面军会合。可是我们从遵义出来到桐梓，发现敌人有准备，潘文华指挥了十四个旅四十三个团在沿江两岸布了防、筑了工事，并从松坎出来一支兵（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追我们，一直追到土城，打了一仗。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得很好。北进不可能，后来追兵又来了，仗又没有打好，怎么办？所以就向西走到了威信，这是川、滇、黔交界之处。这时战略指导很困难，北进不成，只有在贵州附近打圈子，建立川滇黔苏维埃根据地。

以后从威信又回到桐梓，从娄山关打到遵义，把王家烈的部队打垮，夺取了遵义城。以后守遵义城。有两座山，一个叫老鸦山，敌人攻山，把山给占领了。那时张宗逊同志被打伤了，邓萍同志被打死，干部团也用上去冲了。后来一军团赶上来了，最后领导上下了决心，不能攻山，就沿着遵义通乌江的马路一直打下去，打到乌江边。这样一打，击溃了吴奇伟的两个师。后来敌人占领山上的部队也撤退了。

从娄山关一直打到乌江边，确是一个很漂亮的仗，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胜利。王家烈的部队不是被我们“个个击破”，而是“个个碰破”的。这次击溃、消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那时我们开会，洛甫同志讲话说：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办法了。

薛岳指挥的吴纵队被我们打退了，还有一个周纵队。我们刚到遵义，他们就在遵义西南的长干山，我们一打就撤退到鲁班场守起来。那时他的兵也拖得和我们差不多了，但是他守在那里，因为天下雨，行动不方便，我们攻不上去，所以我们就从右侧仁怀附近过了茅台河。那时战略指导很困难，因为要建设根据地就必须打仗。我们的老规矩是：打一仗，消灭敌人后，就分兵发动群众，补充自己，创造战场，敌人再来就再打。所以，要打两仗、三仗才能打出个名堂来，才能站住脚，建立起根据地。而那时建立根据地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打了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也不解决问题，吴纵队还有两个师，周纵队又来了；而就红军本身来说，有很大的削弱，到贵州后才扩军，但新扩的部队也不容易巩固。真正打起来，还是靠红军的老骨头，把老骨头消耗了就划不来。那时很多干部问：我们到底怎么行动，方向如何？他们不知道当时战略指导上的困难。

从仁怀过茅台河向西北走，敌人以为我们要向四川去，薛岳指挥的部队赶快沿着通四川的长江边堵我们、追我们，结果我们沿着茅台北面到了太平渡，又过赤水河转了回来，从鸭溪、枫香坝插过来，到乌江渡河，直插贵阳附近。那时蒋介石自己在贵阳，一看我们来了，很恐慌，赶快调滇军守贵阳。那时毛主席说：如果他把云南敌人调出来，调到贵阳，甚至出来一点，我们就胜利了。结果正合我们计算，滇军一直进到贵阳东的龙里县。我们就乘机从霓儿关插下去，把滇军甩到贵阳一带。迈开大步，顺着贵阳的大道走路，一天一百多里，直到昆明附近。中间只是在黄泥河附近碰到了滇军一些部队，打了一仗，其他没有打什么仗。龙云把民团集中起来守城，我们没有费什么事就把地主武装都搞掉了，把昆明东北将近十几个县城都打开了。这样一来，对龙云的威胁很大，他就赶快把孙度纵队调回来追我们，等追到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昆明的北面。这一仗完全是走出来的，一直走到金沙江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打不成就不要再打下去。那时没有办法建立根据地，既使在贵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也离进入抗日前线的中心过远。所以就走出一个“战役”来，把四川薛岳的部队甩到后面，把云南的敌人引出来，过河以后又甩掉了。这个“战役”是很伟大的，既达到了战役的目的，也完成了战略的任务。这就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二个胜利。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