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与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5）

二是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而对于那些过去违反比较优势、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对那些资本密集、在竞争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实现转型。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则采用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说，来反对“后发优势”说，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先模仿西方国家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仅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虽然前期的发展速度会快一些，但长期来看会导致问题丛生，经济陷于困境。这些经济学家一般都用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和收入差距拉大现象来作为论据。对此，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至于是不是因为没有进行西方式的宪政改革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林毅夫引用世界银行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在前苏联、东欧等先行开展宪政改革的国家同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他举例说，在这些国家，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的大量失业问题，或是因为这些企业涉及国防安全等原因，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其结果是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比中国更严重。

三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林毅夫认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在8%左右。在中国经济连续十多个季度增长减速的背景下，林毅夫的这一预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反对的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社会矛盾尖锐、生态环境恶化、市场机制受到抑制，这些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未来中国经济的降速不可避免。林毅夫认为，作为发展中、转型中的经济，中国固然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但是，最近四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则是由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中国经济的内部仍然存在保持一个较高增长速度的潜力和条件。从后发优势的理论看，中国虽然经历了连续35年的高速增长，但由于我们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潜力还很大。人均收入水平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反映了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以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我们只有美国的21%。同样是人均收入水平占美国21%时，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均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林毅夫以此推论，从2008年起，中国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当然，他同时强调从增长潜力变为增长现实，需要通过坚忍不拔的改革来实现。

四是如何理解经济发展的动力。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之于世界经济的“失衡”，他的“再平衡”政策，要求西方发达国家减少消费、增加投资，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增加消费、减少投资。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发达国家推行伯南克的“再平衡”政策，纷纷陷入萧条和停滞的状态。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国内不少经济学家在危机中均持与伯南克相似的观点。而林毅夫力排众议，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出发，主张中国继续用投资拉动增长，认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的办法则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提高发达国家的需求。他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这一看法。

从总体上说，现有的这些质疑并不构成对新结构经济学的颠覆，有的质疑多多少少还停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上，没有注意到国际潮流的新挑战。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比如，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和政策颇为清晰，但方法论上还需提升。从理论上说，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静态比较优势分析逻辑来演绎和处理经济结构演变升级和经济收敛的动态过程，还需要做更多的基础性工作。如张军所说，在现有的发展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大都是去超越静态效率最优化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结构动态变化和转型升级的经验现象，而新结构经济学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思维框架则是坚守而不是超越静态的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在理论上如何把基于静态效率的比较优势理论，经由要素积累、禀赋结构变化，推演到整个产业结构变化升级的领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工作。又如，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研究，除了作一般的理论推论外，也有必要深入到人口条件、市场状况、自然环境、资源约束、资金积累、人力资本改善、创新激励等方面，以得出更深入和更坚实的预测。当然，这样来要求林毅夫显得太苛刻了点，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共同来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已故经济学家邓英陶关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水资源调配、新能源革命和生态建设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就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再如，如何把增长潜力变为现实，这是一个比研究增长潜力更重要的问题。许多发展瓶颈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来加以克服，如何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如何在危机后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在这方面的讨论还不够充分。许多国家，比如日本经济就是在高速增长后未能很好地克服系统性风险，并且在危机爆发后未能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而陷入停滞的。

新结构经济学是至今为止，中国经济学家基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对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前沿水平，它也引起世界经济学界的重视，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中国经济学界很多人都认为，林毅夫是可以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平等对话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是最接近又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皇冠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这一点，林毅夫则显得低调而坦诚。今年8月，我向他提及这一话题，并说在我看来他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这些成果的重要意义，已经不低于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了。他回答说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奖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就学术环境而言，我们还缺乏具备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诺奖现有的学术评价的标准和体系以及投票机制，也还不利于中国经济学家完整地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到公正的评价。这些都需要包括中国经济学家在内的方方面面持续不断的努力。我还在想，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应该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不能迷信它，要试图超越它。与林毅夫的谈话，让我感到他看重的不是新结构经济学能否获奖，而是能否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时代的到来，尽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和担当。

幼时，当中学语文老师的母亲常要我诵读《论语》，读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颇为不解，为什么圣人要站在河边上发议论呢？如今，白发染鬓，方知历史就是一条长河，每个人既在长河之中，也在长河之上，你在书写历史，历史也在书写你。林毅夫有创见的发展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一泓清流，当代经济史也会为他的思想理论记上浓浓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