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2）

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类内部的问题，这样一些想法是错误的。企图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压制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样的方法是没有效力的，是有害的。你比如宗教，不能以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教，唯心主义不能强制别人不相信。凡属思想方面的问题，应该用讨论的办法，辩论的办法，批评的办法，教育的办法，说服的办法，使人家相信你。

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放在那一类，放在第一类，还是放在第二类矛盾？我们中国这个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没有谈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他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官僚资本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有这样的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就是说跟民族资产阶级嘛，是一个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不对抗，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由第一类矛盾转变为第二类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团结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走向对抗。我们要把它放在第一类，那么就变成敌人了。不按这个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这样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谈到，简单地谈到，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的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同还有矛盾。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合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讲，讲政府的坏话，说政府，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么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给我说，那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监狱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这两类矛盾本来容易混合的，容易混起来，他们也混起来。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去斗，有没有呢？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问题是，我们就是有一条了，分清敌我，怀疑就斗，有些斗错了，就平反，并且机关学校，在延安时期就有规定，机关、学校、部队、团体，人民团体的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也不杀，小反革命不杀，大反革命也不杀，实际上执行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这一条。因为法律上有例外的，少数例外还是难说的。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杀的。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了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容易混合还表现在两派，左派，右派。有右倾思想的人，他们不分敌我，认敌为我。不分敌我，这样的人还有，我们现在这还有。在我们看来，在广大群众看来是敌人，在有些人看来那是朋友？比如我这里有份材料，有位同志写信给我，现在发给大家了，是反对释放康泽，在他看来，康泽是敌人，这个人去年十二月出席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是襄阳地区的，康译过去在襄阳工作过。他就反对，但是跟康译过去是朋友的人就不同了，他那感情思想就不同，所以这跟人民有很大的差别。敌我不分。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没有分别，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还好，我赞成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是一个月亮，但是说美国月亮比中国还好我就不相信，为什么你那个月亮比我那个月亮还好一点？

左派，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左派”是打括号的“左”，不是真正的左，这些人过份强调敌我矛盾。比如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强调过分，有把第二类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第一类，误认为敌我，在肃反中屡次出现。我已经说过，这是“左”的。在延安时期，一九四二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这样的一条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找出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后来那个时候，我们为了解决党内的矛盾，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与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鉴于以前所采纳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从西天取经取来的。那个“西天”就是斯大林，就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鉴于那个不妥，后来我们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就不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改用另外一种办法，另外一个方针，就是团结他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针好象是一九四二年整风提出的。经过几年，到一九四五年，共产党开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达到了团法的目的，中间经过批评。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要有团结的愿望呢？如果没有第一个团结，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垮斗乱了，一斗就不可收场。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因为你主观上没有想，就没有准备去团结他们，所以要有第一个团结，经过批评，斗争，最后达到团结的结果，这么一个过程，表明从这个过程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后来才推广到党外，逐步推广到北京。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批评的方法。资本家即剥削者可以采取这个方法。我看要台湾采用就比较困难啦。因为这也是剥削者，这是两类剥削者，蒋介石采用就不行了。蒋介石和胡适就是另一类的。二个人的斗法，比如我们要批评杜勒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不可能的，（笑）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宗教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推广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合作社、商店，都可从用这个方法。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敌人已经解除武装的，比如过去我们对于俘虏，就是这样。已经解除武装我们对待俘虏，跟没有解除武装之前，是两种态度。没有解除武装之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对这些劳改犯的人，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对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俘虏，解除武装的敌人，特务解除了武装，就是认清他是特务，决定不杀了，怎么办？改造他。改造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你还叫他活嘛不要消灭他嘛。去年，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我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讲的十条，在那个会议上讨论了一个十条，十条里有两条（今天在座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会），一条是敌我，一条是是非。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是非关系，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人民内部的矛盾。

从上我讲的是第一，是开场。两类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