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戮力抗战所成就的中国大国地位问题，学术研究更加深入；然而，将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说成是西方大国 “赐予”的观点则在学界流传且未能得到应有澄清。本文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中国政府实施的务实积极外交策略对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政府主导与推动的对日持久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中国与同盟大国间构成的是互为支撑的战略格局等方面，分析论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四大关键因素，兼对“赐与”说予以评析。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关键因素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所取得大国地位问题之评价渐趋客观，并涌现了大量成果。然而，将中国大国地位之取得说成是西方大国“赐予”的传统观点至今犹存，且该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澄清，这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原因的认识出现偏颇。“赐予”一说，即认为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国地位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赐予”或“给予”的。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的“大国地位”是“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24页。）。国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战时跻身世界四强，仅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军民抗击强敌的肯定，国际战略与外交的需要”，“中国成为四强，不是自己的实力，完全是被动的” （张君劢：《确立中华民国对于四强系统之关系及其地位》，《民宪》1944年第1期。）。有的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提高了,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地位还是西方大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一种给予”（王真：《现实大国与虚幻大国——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二律背反》，《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就经济实力而言,根本无法和西方大国相匹配，再加上抗战爆发后,日本的疯狂掠夺,中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中国的大国地位,只能等待大国的赐予” （吴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初探》，《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还有的学者也有类似的提法：“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与战时战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四强，几乎是不战而胜” （马克锋：《抗战时期中国的“四强”地位及其影响》，《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其实，相似于上述中国大国地位为美国“恩赐”的认识，其他学者也自觉不自觉地有所流露或认同，即便是对“赐予”说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其理由也仅立足于中国抗战的军事贡献，而没能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获得原因加以论证和澄清。（参见路小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大国关系》（未刊稿），中国现代史学会2013年年会暨“中国抗日战争与现代国际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不难看出，“赐予”说依据主要有二：一是中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造成重大破坏后，无法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相匹配；二是中国的大国地位之取得是出于西方大国战略利益的需要，名实难副。诚然，“赐予”说观点，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在经济实力方面；也看到了当时中国所能取得的大国地位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阵营形成之前。

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但绝非问题的全部，更非问题的主体；加上有些学者肯定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时又仅仅强调军事贡献，结果就自然导致了关于中国大国地位获得认识的偏颇：一是仅仅将中国与美国这样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强国相比，无法客观反映中国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抗战实力，对中国政府与人民反侵略战争潜力与实力基础存在着严重的低估问题；二是所比较的内容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层面，忽视了其他方面、尤其是中国人口与国土资源方面的优势对于反法西斯战争持久化的重大作用；三是只看到战前状况，没抓住战争进程中各国实力的变化，忽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及其进程对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全新调整；四是忽视了中国政府的主观努力对其在整个反法西斯阵营中地位大幅度上升的助力作用；五是没能正确把握中国与同盟大国间构成的是一个互为战略支撑的相互支持格局的实情。

其实，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大对立阵营的形成及其战争发展的进程，世界各国综合国力对比不断发生新的升降变化：除美国因战场远离其本土而未受严重影响外，法国败亡，英国、苏联同样遭到重创。而中国这样一个战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虽然因独力抵抗日本侵略数年而遭受削弱，但中国军队在反侵略的民族精神指引下却越战越强。中国政府立于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和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外交制高点，通过主观努力，发挥自身人口与国土资源大国优势，贯彻务实积极外交，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持久抗战，力促反法西斯同盟阵营的形成。不仅一度独立支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并成为整个太平洋战场主力与主力之一，而且成为反法西斯民主阵营各大国间相互支撑的忠实盟友，其在世界、尤其是同盟国阵营各国对比中的综合实力与地位快速上升。因而我们认为中国的“大国地位”不仅得之有因，更是地位、实力有居，关键因素绝非来自西方大国的“赐予”。分析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大方面。

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

所谓国家综合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它主要包括物质因素（如领土、人口、经济、军事等实力资源）和精神因素（如政府质量、政治体制、外交关系和民族精神等）。由于战时所处环境与特点的不同，各国的综合实力在上述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方面呈现出各有所长的特点。中国在综合实力方面的人口和国土资源优势、战时所表现出的伟大民族精神和随着战争的持久化出现的国家综合实力的消长变化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

首先，人口资源和国土面积的优势奠定了中国战时大国的实力基础。对比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主要力量的基础实力可见，中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逊于美苏英等国，但却具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国土面积第二的巨大优势，这既是公认的大国地位的基础性物质因素，又能为战争的持久化提供必要支撑。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中日战争初期就清晰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具有“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并赢得胜利的巨大优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9页。）。以中国这一优势与当时世界各国及其反法西斯阵营同盟国家实力相比，不仅日本相形见绌，就是美、英、苏等国也无此突出优势。中国所独有的这一突出强项，为中国在战时取得大国地位奠定了实力基础。

其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长期坚持抵御外辱而形成的反侵略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坚力量的基础。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抗击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为民族自由和尊严奋起抗击侵略与要求正义和平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反抗外来侵略斗争最高峰的中华民族全民抗日战争，就如当年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到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0页。），一致抗日，突出展现了中华民族要求和平正义、反抗侵略的人类正义要求。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倡导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举国一致抗日局面，激发出极大的民族情绪。这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反法西斯阵营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利益要求是高度一致的。因此，蒋介石也曾明确指出：“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国抗战与世界上反侵略战争乃汇合为同一洪流。世界的正义公道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所激发的革命精神，实日益发扬于这个洪流之中”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第120页。）。正是因为中国人民所具有不屈不挠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国土面积优势相结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也为中国能在反法西斯阵营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战争中成就大国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民族精神条件。

再次，战争持久化与同盟各国力量的消长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实力。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和持久化，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中，主要盟国除美国外，都遭受到战争的重创。有些国家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整体实力排名亦有所下滑，特别是法国和英国。而随着国共两党军队在正面与敌后战场间的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化，中国所具有的全球首屈一指的人口和兵源及其辽阔国土所提供的巨大回旋余地，加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和政府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中国人口资源大国的优势逐渐发挥，其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内的整体实力与分量也日益增强，就其持久的反法西斯战争能力来说，它已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发挥着难以相比的独特作用，这奠定了中国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获得“大国地位”的全新国力基础。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上述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美国罗斯福政府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力助中国取得大国地位并成为世界四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