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3）

三、中国政府主导与推动持久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在艰苦卓绝的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进程中，中国政府制定并领导实施了对日持久抗战 （蒋介石还在1938年2月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文中强调，“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参见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131—1132页。同年毛泽东在其《论持久战》一文中，全面而深刻论述了坚持对日持久抗战的重要意义，成为指导中国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献。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9—518页。），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已为学界与世人所公认。

第一，中国最早发起、最晚结束，且持续时间最长地坚持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的抵抗。由于最早遭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人民自九一八事变后便打响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枪,神州大地也最早开辟了反法西斯战场。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前的1931年秋到1939年夏,中国军民就已经在广袤的国土上坚守了八年之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无论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或是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呈交投降书，抑或是10月25日台湾光复作为中国战场战事结束的时间，中国战场都是最晚结束抗战的战场。在抗战最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三支力量中，美日交战不足4年，苏日交锋仅一周而已，中国坚持抗战则长达14年之久。

第二，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要战场。作为在东方开辟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战场,中国战场始终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主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牵制和歼灭日军最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主要战场。据统计，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将陆军21个师团（全部陆军共计 24个师团），占陆军总兵力87%的强大兵力投入到中国战场。1938年增设10个师团兵力后, 日本陆军总兵力达到34个师团。为了尽快结束侵华战争,日本将32个师团（近卫师团留守日本本土,另一师团侵占朝鲜）全部投入侵华战争（占陆军总兵力的94%强）（参见马垚、杨尔珵：《日本战时经济概况》，中央银行研究处，1943年重庆版，第71页。）。但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大量日军被牵制和消耗，日本损失惨重。据东条英机供称:“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以来,死伤数十万人,遗族更不止此数,而且更有几百万的军队及一亿的国民在后方含辛茹苦,且所费国币已达数百亿”（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1946年）“抗日战争会战经过概见表”；参见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1册，1986年，第320—328页。）。而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据显示，“中日双方交战的兵力最多时高达1000万人(其中中国军队500万,民兵200万,日军200万)；中国军队进行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伤亡仅89万人,在远东被苏军击毙仅约8万)”（《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中国抗日战争》（图文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88页。）；此外，被牵制在中国大陆的日军“直到停战时,仍有111万左右”，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日军总和,大约相当全部海外日军274万人(除关东军外)的1/2弱 （《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的几个主要数字》，《党史通讯》1985年第10期。）；仅以中共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抗日统计数据论，对敌作战达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668页。）。可见，中国战场消耗和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使得日军既无法迅速“南进”；也始终未能实现“北进”的战略，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而构成了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三，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人员伤亡方面，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以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667页。）；郭沫若在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议上也提到:“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损失生命1000万以上”；国务院1991年11月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指出:“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经济损失方面，现藏于台湾“国史馆”的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统计材料显示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与战费损失）合计为559.4亿美元（参见袁成毅：《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朱玉湘则认为加上战争本身的消耗，直接损失应为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参见朱玉湘：《抗日战争与中国经济》，《文史哲》1995年5期。）。而战时中国经济状况较好的1936年的国民收入仅为77.36亿美元（参见吴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初探》，《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可见，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付出惨重代价。

总之，正是由于中国坚持旷日持久的抵抗日本侵略，并为之不惜付出重大的民族牺牲，才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毋庸置疑，没有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持久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无从谈起的。

四、中国与同盟大国间构成的是互为支撑的战略格局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后，尽管盟国之间存在种种分歧，但都能坚持打败法西斯主义侵略的原则立场，从而使得同盟各国能在政治上相互协商、在军事上相互配合，这也对迅速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中国与各同盟国大国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中国本着团结对敌、共同抗战的精神，通过自身的努力极大地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另一方面，同盟各国、尤其是美苏英等国，也对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量援助。中国与同盟大国彼此间展现的是相互支持抗战、相互引为各自战略支撑点的态势，而绝非单方的“恩赐”或“赐予”。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以美英苏等同盟大国为战略支撑点，以自身的抗战支持了盟国的抗战。前文所述中国推行务实积极外交的各项具体举措，如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务实对日正式宣战，开展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务实处理中国与美英等大国间的矛盾，国共两党及其政府都支持与接受了西方盟国实施的“先德后日”反法西斯战略，这些都深刻体现出中国将美苏英等同盟大国引为自身战略支撑点，从而十分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积极务实且颇具成效的外交活动，进而为中国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始终坚持着对日的持久抗战，使得日本长期深陷中国战场，从而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第一，使日军“北进”计划破产，支援了苏联作战。按照日本参谋部作战计划，日本要“北进”占领朝鲜、“满蒙”，并在时机成熟（苏德战争爆发）后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被中国抗战死死拖住而始终没能进军苏联，为苏联解除了被两面夹击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支援了苏联在欧洲战场的作战。日军“北进”计划缘何破产？日本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大岛浩道出了个中玄机：由于日军深陷中国战场，“日本（虽然）老早就有意对俄用兵，但目前还没有足以这样做的力量，（若）把全部兵力调到北方去，就意味着南方的惨败。于南进同时北进，对日本说来是不可能的”（ 〔苏〕拉金斯基、罗森布立特：《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274页。）。第二，延迟日军“南进”步伐，支援了美英作战。由于深陷中国战场，日本无奈推迟“南下”计划达一年之久，这不仅有力支持了美英的欧洲作战，而且大大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既缓和了英国当时的处境 （1942年4月，英军在缅甸仁安羌地区被日军围困，中国远征军奉命救援，取得了著名的“仁安羌大捷”。此役，中国远征军共救出了包括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余官兵和美英传教士、随军记者500余人。），又为美国加强战备提供了宝贵时间。正是由于对中国的持久抗战给予盟国作战起到的巨大支援作用有着客观公正的认识，罗斯福总统才在致其子的信中写道：“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美〕伊里奥?罗斯福著、李嘉译：《罗斯福见闻秘录》，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年，第49页；转引自侯成德：《二战期间大国关系中的中国战场》，《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从盟国方面来看，美苏等同盟大国同样也以中国为其整个战略发展的支撑点，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巨大的援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感受到了双线作战的巨大压力，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充分发挥自身战争潜力，以保障美国在太平洋战线的稳定，这显示出美国将中国引为其亚洲战场重要战略支撑点的意图。同样，苏联和英国在战时大力援助中国，是因为他们也将中国视为其战略（尤其亚洲战场）的重要支撑点，并且都需要倚仗中国为其抵抗强大的日军，以避免多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于是，美英苏等大国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必要且是互利的援助。作战物资方面，苏联政府自1938年至1941年向中国支援了飞机1235架，各类火炮16000门，汽车和坦克共1850辆，以及其他枪支弹药与作战物资 （数据来源于〔苏〕杜宾斯基：《中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1937—1945）》，第85页。参见步平、荣维木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339页。）。美国在 1940 年两次宣布对华借款总额达4500万美元后，在同年11月又再次声明将向中国提供 1亿美元的巨额贷款。随后英政府也因同样的原因宣布给予中国1000万英镑的贷款。政治方面，美国力排众议，坚持使中国成为战时“四强”之一，给予了中国巨大的政治与道义支持。此外，“驼峰航线”、“中印公路”、“飞虎队”等一个个永为历史祭奠的名词也折射出同盟国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支援。

总之，中国与同盟大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支持了彼此的抗战，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美苏英等同盟大国将中国视为战略支撑点，本身就说明了中国通过自身的世界性贡献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大国地位，这为中国作为大国在战时和战后国际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获得的四大关键因素中，中国的国土、人口资源和民族精神等所构成的国家综合实力优势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中国政府实施的务实积极外交策略对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政府主导与推动的对日持久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具有巨大贡献，中国与同盟大国间构成的支持关系则是一个互为战略支撑的相互支持格局。它们是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内因和关键因素，而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正确对华政策，则只是中国大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重要催化性因素而已。此外，我们还应特别正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间相互支持抗战、相互引为战略支撑点的相互支持格局，本身就凸显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从另一角度展示了中国所以获得大国地位的关键因素。而将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说成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赐予”或“恩赐”，显然是未能在全局上把握上述四大关键因素所起到的合力作用，进而将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外部“催化”作用过分夸大，且有将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次要因素误为全局或关键因素之嫌。

（本文作者温锐，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涛，江西财经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