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2)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戮力抗战所成就的中国大国地位问题,学术研究更加深入;然而,将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说成是西方大国 “赐予”的观点则在学界流传且未能得到应有澄清。本文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中国政府实施的务实积极外交策略对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政府主导与推动的对日持久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中国与同盟大国间构成的是互为支撑的战略格局等方面,分析论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四大关键因素,兼对“赐与”说予以评析。

二、中国政府实施务实积极外交对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的重要贡献

中国率先奋起的对日抗战,是一个转型时期的文明古国面临近代暴发户日本野蛮侵略的单独抗争。因此,相对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政府,始终就把如何实施务实积极外交和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抵抗日本侵略作为政府的重大外交策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初期,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逐渐走向联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参与组建了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并由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展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使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联合抗击法西斯的侵略;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建立后,中国政府又驰骋于国际反法西斯外交战场,在巩固联盟、参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重大事务上发挥了独特作用;在整个外交策略中正确把握时机实施以美国为重心的战略;从而展示并发挥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中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政府务实对待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服务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合大业。

1.务实处理与德国的关系,灵活用好抗战前期中德两国相对友好关系以增强中国军事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对中国奉行相对友好政策。于是中国政府以务实态度维持中德邦交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仅1935年到1936年短短一年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军火出口总值比例由8.1%迅速上升到28.8%(总额达到6405万马克);中国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自国外购得之军火,有80%来自德国。( 张北根:《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这些武器装备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2.务实处理与苏、英等同盟大国间的矛盾分歧,为盟国联合抗击世界法西斯势力奠基。虽然中美英苏等国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抗战目标,但由于利益追求的不完全一致性,各国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矛盾与分歧,这对于反法西斯阵线逐渐明朗化后各国间组成的联盟之稳固和团结大局是极为不利的。鉴于此,中国立足抗战大局,积极化解与各盟国间的分歧矛盾。典例之一,便是中国政府务实处理中苏两国因“新疆问题”而产生的分歧。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世才主政新疆,苏联势力大量渗透到该地区。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省的管理,驻扎在新疆境内的苏军及其相关人员相继撤离新疆。尽管此后苏联政府在中国参加四大国会议、组织或签署同盟国宣言等方面打压中国,但中国政府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团结大局出发,还是积极主动地采取改善中苏关系的基本政策,并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让步。1944 年8月,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实施与苏敦睦邦交。此后中国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合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典例之二,是中国务实化解中英围绕“反攻缅甸作战”而产生的矛盾分歧。在反攻缅甸作战问题上,英军不仅对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持反对意见,而且关键时刻独自撤往印度,导致中国远征军因孤立无援而败北和缅甸沦陷;在其后有关反攻缅甸问题的讨论,英国态度消极,使得中英两国间的矛盾与分歧进一步加深。但是,当英印军被侵缅日军围困并处万分危急之际,中国政府还是毅然发起反攻缅甸的战役,并最终帮助盟军取得缅甸战役的胜利。正是中国的务实大度及其实际行动,切实推动了中英分歧与矛盾的化解,维护了盟国内部的团结。可以说,中国政府为同盟各国的团结与抗战大局而做出的务实让步与牺牲,对同盟各国间的团结和联盟的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积极外交,发挥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斗争中的特殊作用。

1.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前,中国居中调解斡旋,力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实现联合。此阶段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在于唤起美英苏等大国对亚洲事务的重视,力求促成中美英苏等国共同抗日的局面。还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共便于1936年4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提出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与国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 20—21 页。),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侵略之主张;是年7月,毛泽东又在与斯诺谈话时进一步强调,“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梁柱:《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而当1939年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意图“南进”,威胁到英美法三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属地时,中国政府则借机向英、美、法、苏等国提出共同制日的明确主张,尽管对此当时各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反应冷淡,但中国政府并未放弃争取联合的努力。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得苏德之间、英美与德意日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这也为中国政府开展外交努力谋求联合英美苏抗日提供了契机。于是,国民政府派遣宋子文、胡适、郭泰祺等赴英美两国积极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则支持“蒋加入英美集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534页。),“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806页。),力促“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07页。。尽管上述结盟抗日主张暂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中国政府及国共两党致力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的外交努力更加积极。针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存在所导致的英法美等国对苏联加入法西斯阵营充满的猜疑与戒备,顾维钧(时任驻法大使)、郭泰祺(时任驻英大使)积极展开了居中疏通调解的努力,推动各国搁置矛盾与分歧,注重当前共同利益;同时,中共也借助自己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为国民政府调解大国关系的努力提供了协调与疏通的帮助。尽管中国居中斡旋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所作出的努力使得苏美英法等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之前,都借助与中国的关系加深了对对方的了解;并为能够容纳不同制度国家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

2.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穿梭于国际反法西斯外交战场,发挥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合中的特殊作用。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指明了方向,“一为战时如何加强各国友邦协同作战之效能,以争取反侵略战争之胜利;一为如何与各友邦加强合作,以确立保障世界永久和平之国际组织” (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42页。)。以此为目标,中国政府在促进反法西斯联盟联合的外交努力中,发挥了自身的特殊作用。首先,1942年2月4日至21日,蒋介石以调解英印关系和强化中印合作为主要目的出访印度,使得中国推动世界联合抗击法西斯侵略所作的重要努力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赞誉:英国《斯特导报》评价称,中国的“呼吁,劝英、印两方面觉悟其责任,以远东眼光共保合作,为惟一解决英属地途径”;美国舆论认为蒋“若能于中国伟大贡献之外,进而动员印度之庞大潜力,则所予同盟国之帮助,实不可限量”;印度各界也纷纷称赞蒋介石访印“增厚中印友谊,亦且促进印人对日之觉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435、446、443页。)。 同时,蒋介石的印度之行在打通中外交通方面,达成了开辟从加尔各答到重庆的中印航空线的协议,又为中国持久抗战大大增加了战时军事物资的供给。蒋介石这次印度之行,加强了中印对日作战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巩固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部的团结,符合中国自身和联盟共同的利益要求。其次,顾全大局,继续做出重大牺牲,艰难支撑抗战后期太平洋地区的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虽已形成,但西方盟国从全球战略考虑,首先实施的是“先德后日”战略,整个战略重心首先放在西线(欧洲战场),这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战场将得不到足够的外来战略物资补给,并仍然要承担主要的对日作战任务,且该战略的实施也使得原定于1943年秋至1944年春进行的全缅作战被搁置。这当然有以牺牲中国战场为代价的成分,自然也导致了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与反对。然而,中国政府仍然顾全大局,中国军队在抗战后期仍坚持不懈地对在中国的日军发动大规模反击,紧紧咬住日军,支持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战略实施。同时,中共及其领导人客观理解与对待“先德后日”战略实施,毛泽东指出:“今后的问题,是要彻底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这要分为两步,首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 28页。);中共在继续保持与苏联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拓宽对外交往渠道,加强了与美英等国的交往,并于1944年夏成功邀请美国派遣的观察组访问延安,并借此向国际社会阐述了积极的抗日主张及自身艰苦的对日抗战,在支持与推动中国政府加强与美、英、苏等盟国的战略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1945年4月至6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人董必武的中国代表团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以及中国在此间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则进一步体现出中国积极外交努力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之贡献。如在托管领土问题上,尽管支持的是小国的意见,并遭到英法美的强烈反对,且美国代表还曾私下以托管理事会永久性席位为诱饵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主张,但中国代表不为所动,始终坚持不仅要对托管领土加上“独立”的目标,而且要对非自治领土添上独立的内容的原则立场,为新的托管制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参见李朝津:《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参见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12—316页。) 也使得反法西斯联盟在盟国合力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得到了维护,进而起到了维护盟国共同利益的作用。

(三)把住国际外交战略关键,开展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中,军事上参与多个战场的作战,经济上供给盟国大量军需物资,政治上积极创建与维护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因此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了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活动。

1.宋美龄美国之行取得成功。1943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再度亲赴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战。她以中国抗战的艰辛历程为主线的演说,推动了美国国会和政府适时调整对华政策:一是美国援华物资迅速上升,由每月的几千吨(1942年至1943年间)上升到34800吨(1944年底),这对急需抗战物资援助的中国无异于雪中送炭;二是美国承诺在政治上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宋美龄访美的成功,促进与加强了中美及其反法西斯盟国间的了解和合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联合斗争作出了贡献。

2.中国政府助力美国发挥其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主导作用。如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就战时各项事务广泛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多项共识。这对于由美国主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协调行动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可见,中国政府把住了外交关键,准确定位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主导作用,开展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战略,在加强了中美两个战时盟国间的了解与合作的同时,也促成了罗斯福政府力推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决心和步伐。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坚持联合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外交策略以及为之开展的有针对性的务实积极外交努力,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联合抗击法西斯同盟的进程,为最终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周艳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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