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春开始,延安的理论界在干部整风中,时常讨论“毛泽东主义”问题。延安讨论“毛泽东主义”问题,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讨论“毛泽东主义”到底包括哪些内容,这一理论命题应当如何定义,另一种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些犯有“左”倾错误的干部,一听“毛泽东主义”就有些不舒服,这些人明里也赞成“毛泽东主义”,可暗里却反对提“毛泽东主义”,认为“毛泽东主义”无法和列宁主义相比,认为毛泽东的理论不能称之为“主义”,认为还达不到“主义”的水平。
毛泽东亦曾在中央党校发言,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1943年,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考虑到对外宣传,毛泽东同意了。这年毛泽东50岁,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党内一些同志提出为他祝寿,并宣传毛泽东主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毛泽东。
4月22日,毛泽东致函凯丰:“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直到1943年春以前,关于“毛泽东主义”理论命题,全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撰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问题。王稼样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同一时期,周恩来、朱德、陈毅也都提出了“毛泽东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问题。1943年,是全党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有—个突破性飞跃的一年。1943年以后逐渐采用王稼样的提法。其原因在于:王稼祥的文章写得高于其他任何人所写的文章,看后让人折服;王稼祥当时是介于反对毛泽东的“左”倾观点与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之间的人物,他的提法平和了两方在此问题上的不一致;当时人们普遍感觉到列宁写了那么多著作方称为列宁主义,毛泽东与列宁相比,还有一段差距,故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很快被当时人们所接受,并逐步取代了“毛泽东主义”命题。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