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博导撰文揭秘毛泽东为何要发动延安整风运动（2）

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后，一开始与毛泽东还相安无事，毛泽东还一度（这年10月）取代项英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不久双方便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叶坪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上有名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土地革命路线和军事等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但是，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来信，强调中央苏区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其表现就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这次会议还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毛泽东所担任的总政委、总前委书记之职自然被免除。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正式成立，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仅为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之一，只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一方面军总部行动。可以说赣南会议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受排挤、打击的开始。

1932年4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洛甫（即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文，强调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成熟，但“党内一部分最不坚定的同志”，则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党所提出的许多中心任务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文章具体列举了各种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并且指责“中央苏区的同志”“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在分配土地上，中央苏区过去提出'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的观念，不用说是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中央苏区的同志”，其实指的就是毛泽东。

更为严重的是，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宁都会议结束后，留在宁都的中央局成员继续开会，研究毛泽东的去留问题，最后作出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任命毛泽东担任此职）由周恩来代理。自此，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实际已处于“靠边站”的境地。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到长汀休养，但他在中央苏区仍有较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他仍是贯彻“正确路线”的障碍。1933年2月，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刚进入中央苏区，就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其用意无疑是希望通过此举肃清毛泽东的影响。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会前，博古本想把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两个职务一并取消，但由于早在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提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名委员的名单中，已将毛泽东列为第十号，所以这次会议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但还是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然而，在这年1月下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上，毛泽东虽继续保留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位，但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被张闻天取代。这就使得毛泽东不但在党和军队中失去了发言权，就是政府中的那一点发言权，也被博古等人给剥夺了，“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毛泽东原本对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就相当厌恶。中央苏区几起几落的人生经历，使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尤为反感。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曾给教条主义者画像，说他们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并且说：“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教条的人，对于向马列主义开玩笑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