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博导撰文揭秘毛泽东为何要发动延安整风运动（4）

今天看来，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根本目的，当然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从而真正做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毛泽东眼中，身上教条主义特征比较明显的，无疑是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进入中央领导层，且有留苏经历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王明虽然是党内集教条主义之大成者，但由于1931年11月他就到了莫斯科工作，没有像博古、张闻天等人那样与毛泽东发生过直接的冲突，所以毛泽东在酝酿延安整风之初，应当说并没有将王明作为教条主义的主要对象。博古虽然自王明离开上海后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成为中共中央事实上的总书记，但自遵义会议之后，在党内已不负重要责任。毛泽东当时所批评并下决心要解决的教条主义，固然是党内一个时期以来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其矛头所指无疑也涉及个人，张闻天恐怕就是当时毛泽东心目中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至于延安整风正式启动后，王明成为教条主义的标本，则是后来的事。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地讲到了党的历史问题，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毛泽东讲完之后，一些人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则在会上表示：在苏维埃运动后期虽然因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故而这个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深入下去。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文件。会上仍有人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认为只是策略错误。“这种认识分歧引起了政治局内一次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妥协”，但此事在一定程度也坚定了他要解决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错误，对历史上教条主义的危害进行彻底清算的决心。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用胡乔木的话说，“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杨尚昆则说：“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理论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

延安整风启动之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领袖地位已经确立。在1938年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表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1939年春，王明从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回延安到抗大总校作报告，有人递条子问：“为什么参政会我方七参政员只有毛泽东同志不出席？”王明回答说：“你们下过象棋没有？两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是就要将起军来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说明王明确实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参见《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张闻天也说：“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张甚至提出将总书记（或称负总责）一职让给毛泽东，但毛泽东当时没有同意。尽管如此，自此之后，张“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此后的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部和干部教育部的工作”。抗战爆发之后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虽然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时颇为风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他的那一套主张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加之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力自然无法同毛泽东比拟，此后他虽然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主要只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妇女工作。所以，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之时，张、王对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地位已不构成挑战，双方之间自然也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的问题。

毛泽东始终未离开过国内，而且长期从事实际工作，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专心去学习理论，要说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远逊于那些留苏学生。进入延安之后，环境相对安定，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而且写下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章，如抗战爆发前后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战爆发后所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尽管如此，到延安整风即将启动时，对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已获得普遍的认同，而毛泽东同样是杰出的理论家的地位似乎还没有树立。在延安许多干部心目中，只有马列的书是理论，“毛泽东的文章虽好，却没有认识到这就是我们党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理论的国民党理论家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可是，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性文件看待”。（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张闻天这种态度，显然是毛泽东所不满意的。

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一时未被看重，但王明、张闻天等人在党内特别是在理论上仍有很大的影响。在延安许多干部看来，党内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还是王明、张闻天这样的人，他们仍是重要的理论领袖。在延安马列学院，兼任院长的张闻天把自己编著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合称《中国问题》，定为学习的必修课。1938年底，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后，“频繁地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