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奏”与“尾声”（2）

尾声

遵义会议只开了三天，主要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权问题。“高潮”之后是“尾声”，与会议有关的许多未尽事宜，是在会后陆续完成的。而且，对一些问题的分歧和斗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遵义会议的“尾声”依然丰富多彩。

关于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结束了，但“决议”文本却还没有写。即使会后很快写出来，也需要经过中央审议通过。这是遵义会议“尾声”部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会议结束时，由于毛泽东的推举，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经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1月19日，中央纵队离开遵义城，张闻天在行军间隙抓紧起草“决议”。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高坎，他提交了根据毛泽东发言写出的“决议”第一稿，政治局立即开始讨论。2月6日，在石坎子继续讨论。2月7日，又在大河滩村审议“决议”草案。张闻天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连夜进行修改。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同时，中央书记处根据“决议”发布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决议”和“大纲”随即印发。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随后分别到各军团、中央纵队召开党的干部会议，宣讲“决议”。

关于会议的传达。遵义会议结束，与会的20个领导人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忙于政治、军事指挥工作，并没有像和平环境那样，带着文件回去，马上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会后即使对这次会议有所透露，大多限于军事指挥权和中央组成人员的变更。现在有案可稽的是毛泽东1月29日“一渡赤水”之前，同红一军团红一师的李聚奎（师长）、黄

（政委）、谭政（政治部主任）谈话，主要内容是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缩编部队的决定。全面正式的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则是在2月8日政治局扎西会议通过了《决议》之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10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议。18日，毛泽东在红一军团排以上干部会上，报告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19日，《红星》报（由红军总政治部领导，陆定一主编）报道：“军委纵队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28日，中央致电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及江西中央军区，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精神，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路线的错误及目前的中心任务。3月2日，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遵义（二次占领）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周恩来出席，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这种缓慢地、逐步地传达状况，是由战争环境造成的。

关于领导机构的调整。领导机构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为了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确定的正确路线，中央对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进行，以避免一次性大调整可能引起的干部思想波动。这是遵义会议“尾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上决定周为中央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以中革军委或朱德名义发出的行军作战命令，均经毛泽东看过后，最后由周恩来签发。2月5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作党中央的总负责人。3月4日，中革军委为加强作战指挥，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2日，中共中央鉴于军情瞬息万变，会多误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成立“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战事。至此，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基本完成，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中央的正确路线得到确立。

关于统一思想认识。在遵义会议上，两种思想的斗争很激烈。博古、李德拒不承认军事路线错误，强调客观原因，进行种种狡辩。特别是李德火冒三丈，怨气冲天，说自己只是“顾问”，现在却把责任全归到自己身上，他坚不接受对他的批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等紧跟博古，会前暗中拉拢人，会上讽刺挖苦毛泽东军事指挥不高明，是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毛泽东予以反驳。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会后必须继续做这些人的工作，争取真正思想统一，改变以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作法。10月10日，在扎西召开的中央纵队干部会议上，人们指名道姓地批评凯丰和李维汉，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他们二人作了真诚的自我批评，会场气氛甚为活跃。后来凯丰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上我坚持了错误方向，会后顶牛顶了两个月，经中央批评帮助，才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此后，凯丰的思想统一到中央正确路线上来，一直担任党的宣传领导工作。李维汉则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纵队负责人，在新的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着。对于博古，也坚持团结、批评、帮助的方针，他不指挥军队了，不负党的总责了，但仍是政治局常委，依然参与讨论党在长征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即使对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没有歧视，不仅有些军事会议让他列席，而且1935年9月，还让他担任红军编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有叶剑英、邓发、李维汉等，负责研究部队的整编问题。毛泽东制定的“团结和帮助犯错误干部”方针，和中央所做的大量思想工作，产生了积极效果。

关于斗争的继续。遵义会议的“尾声”，还包括了会中斗争的延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并未因为有了“决议”而完全停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风”在1935年4月中旬就开始吹动了，代表人物是红一军团长林彪，主要内容是更换遵义会议确定的红军军事领导人。他给“三人团”写信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另外他不赞成毛泽东的“大胆穿插，寻机作战”的战术原则，认为部队净是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这实际是抹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军事所取得的战绩。5月12日、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召开。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等列席。张闻天主持会议，讨论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行动方针。会议严肃批判要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毛泽东发言指出这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摆出大量事实，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华。他们指出：在危机情况下，毛泽东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才摆脱敌军包围，度过危机。会议强调要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两个方面军会合后，8月初，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肯定遵义会议是正确的，要求四方面军中党支部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心存保留，态度冷淡，以致后来发展为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中央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就实际情况而言，遵义会议的“尾声”一直延续到延安整风运动乃至党的“七大”，不过那已经是另一个历史阶段了。本文所论“尾声”仅限与遵义会议后数月相关的问题，所以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