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依法治军需要树立法治信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法治信仰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是人们对法治生活方式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集中体现了法治认知、情感与行为的有机统一。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建设法治军队，应当谨记习主席“信仰法治、坚守法治”的重要指示，在全军上下牢固树立法治信仰。

实现法治的最大障碍在于文化心理

人类历史上，法治之所以成为共同的选择，就在于它是一种“最不坏的统治方式”。现代法治以公共理性、民主自由、利益多元、程序正义等为归依，能够防范专权恣意，维护主体尊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有效沟通，保障秩序安定。而从传统向法治的转型，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制度规则、组织体系、行为方式、心理观念等全方位转变。其中转型难度最大、耗费时间最久的，当属文化心理层面的嬗变。缺少法治的文化心理，会使大到宪法法律小到乡规民约等，在执行的过程中被扭曲变通，现实利害的计算最终会削弱法治、损耗社会对规则理性的依靠。可见，法律规则很好建立，但要形成人们对法律的信赖、尊重与敬仰心理，则是一个漫长的心理渐变过程。

军事领域尤其如此。在哲学家所界定的“传统型”“魅力型”和“法治型”的治理类型中，军事治理带有鲜明的个人魅力痕迹，强调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服从。现实中，个别领导干部奉行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用个人指令管理部队，靠长官意志进行决策。有的人坚信相信规则不如相信领导、法律文件不如领导讲话，甚至构筑以亲缘或权力为中心的小圈子。还有的奉行“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规则有利于自己时就主张按规则办事，不利于自己时就主张废弃。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些单位之所以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权大于法等问题，最深层的根源就在于法律不被信仰。而如果缺乏与法治相匹配的现代文化心理，如果不能从内心确立起对法治的信仰，那么依法治军就很难向实质深层推进。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建设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必须正视法治文化心理上的障碍，大力培育官兵的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依法治军的内在驱动

依法治军需要硬件与软件两套系统。健全的军事法律制度体系、完善的军事法律组织设施构成硬件系统；官兵对法律的认知态度、对法治的信奉心理则构成软件系统。两套系统相互匹配、相互支撑，才能不断提升依法治军水平。法治信仰作为认同、信服、向往、捍卫法治的心理活动的集中概括，是军事法治软件系统的“神经中枢”，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军的内在精神驱动。

法治信仰为深入推进依法治军奠定观念基础。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当前，军内仍存在一些观念误区，如有的担心法治信仰会不会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的误认为信仰法治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相违背。这些误区如果不能得到彻底澄清，就会影响依法治军的推进。树立法治信仰，让官兵对法治的价值、功能有更为理性的认同，懂得法治不仅是治军的最佳模式，更是党的最佳执政方式；法治不仅不会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还有助于提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能力和水平；法治能够保障军事命令的科学性、权威性，增强军人服从命令、依法履职的行为自觉。不仅如此，法治信仰还在官兵头脑中形成一套先进的法治观念，例如依法用权的观念、依法改革的观念、依法管理的观念、依法履职的观念、程序正义的观念、权力受监督的观念、权利受保障的观念等，这些观念的生根发芽，最终促使在军内形成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为深入推进依法治军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法治信仰为深入推进依法治军提供信念支撑。法治观念主要停留在心理认知层面，对法治的信念更深蕴藏于人的精神维度，集中体现为对法治的信奉与执著。人有了法治观念，只是在意识上认同法治，遇到利害冲突时并不一定会选择法治；只有具备坚定的法治信念，才会产生对法治的自觉追求，哪怕是遇到困境也会在信念支撑下奋力前行。当前，一些单位对依法治军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信心不足、信念不强、信仰不坚的问题，有的在信奉法律还是信奉权力面前徘徊不定，有的心理上认同法治但行为上委曲求全，还有的秉持法律工具主义。法治信仰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心理整合机制，它能够消除上述不足，让全体官兵彼此分享同一种尊崇法治、信奉法治的价值理念，让我们面对现实条件并不舍弃追逐法治的梦想，从而让依法治军在坚定的法治信念支撑下，不断获得强大的正能量。

法治信仰为深入推进依法治军凝聚行为共识。虔诚的信仰终归会落实到行动上，在实践中推动人们实现知行合一。深入推进依法治军，就是要建构理性的军事行为规则，减少行为摩擦和冲突，塑造依法用权的行为习惯，构筑法治的军营生活方式。这一切都需要在法治信仰基础上，达成高度的行为共识。现实中，依法治军还存在“口号主义”“形式主义”现象，有的单位在政绩观刺激下，将依法治军作为“门面功夫”，采取政策型、人治型手段推进依法治军。这些都需要通过树立法治信仰进行矫治。法治信仰能从思想上指引立法者制定出正义的军事法规范，创造出依法治军的优良“水源”；从价值上规范军事法的实施过程，让执法者坚守法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从内心里引导官兵坚信军事法是走向真、善、美的桥梁，坚信军事法之于军人犹如生命般重要，为遵守军事法、护卫军事法、运用军事法提供动力源泉。

立足军事法治实践培育法治信仰

牢固的法治信仰从哪里来？实践是培育法治信仰的沃土，只有让官兵亲身参与军事法治实践，感受法治带来的治理威信、权利尊严、管理便利、秩序安定等实实在在的实惠，官兵才能从内心信奉法治、坚守法治。

在参与军事立法中形成良好的法律认同。法律的善恶是决定人们对其是否信仰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孟德斯鸠曾说：“人们遵守法律并不是由于恐惧或由于理智，而是由于热爱法律。”要让法律能够被官兵热爱，首先必须提高军事法的内在品格。目前军事立法还存在一些不足，为官兵设定义务的多、赋予权利的少，为领导机关和干部赋予权力的多、设定责任的少，军事立法程序不够开放，导致有些法规制度不科学、不合理、不周全、不协调，没有亲和力，难以成为官兵认同和信仰的对象。应进一步扩大官兵参与军事立法和规章制度制定的渠道，在“开门立法”的实践中提高军事法规制度的质量，提升官兵对法律的认同度和信赖感。通过亲身参与立法实践，官兵的权利诉求和主张得到充分表达和确认，可使其认识到军事法是治军规律的科学结晶，是保障部队战斗力的倍增器，是维护军人权利的理性法则。这种对军事法的广泛认同，正是树立法治信仰的前提和基础。

在强化军事法实施中确立法律的权威。法治信仰要求法律具有极高的权威。良好的法律得不到良好的实施，必将让法的权威大打折扣，影响人们对法的信任度。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不仅损害法的公信力，甚至还让人对法产生轻视态度，造成“有法不如无法”的后果。随着中国特色军事法规体系的完善，军事法的实施过程及效果，直接影响官兵对军事法的信任态度，决定了法治信仰心理的生成。因此，必须在严格军事执法中塑造军事法的威信，摒弃用行政手段或党纪处理替代执法的做法，从运动式执法、通知式执法、粗暴式执法向常态化执法、规范化执法、文明化执法转变，传递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法治真谛；必须在官兵平等守法中塑造军事法的精神，强化守法的全体性、平等性、自觉性，重点矫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守法不均现象；必须提高官兵参与军事法实施的积极性，切实保障官民对军事执法的监督和纠治，促进彼此尊重规则，并从对规则的尊重中得到信用与尊严。

在激活官兵运用军事法中培育护法心理。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一个理性人对待法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从法中获得多少利益，进而决定了他是否守护、捍卫法律。法治信仰并非要宣扬这种功利主义，但着眼于人的行为目的，创造适当的激励机制激活官兵用法，却是培育法治信仰的重要途径。现实中，一些官兵还停留于被动守法层面，未形成积极运用军事法的氛围，这种被动消极的心态，无法培育出积极的护法心理。只有在常态化的运用法律实践中，官兵们才能感受到法治带来的好处，才能在不断重复地激活法律规则中锻造规则的力量，让依法办事成为自觉的行为习惯。这要求我们优化用法护法的环境，选择恰当的行为激励机制，真正让官兵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军事法。

在创新法治宣传教育中植入法治精神。法治信仰是精神、文化、心理层面的演进过程，离不开积极有效的法治宣传教育。应着眼思维理念和文化心理的“软干预”，积极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循循善诱地引导官兵接受法理念、植入法思维、孕育法精神。在宣传教育中要着力彰显民族特色和军事特色，立足依法治军与思想政治建设相结合的实践土壤，将传统治军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相通的地方阐发出来，用中国特色的军事法治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在依法治军与党的领导、依法治军与国防和军队改革、依法治军与从严治军、依法治军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上，形成正确科学理性的认知，最终在全军上下形成牢固的法治自信，在民族的法治精神滋润下不断开创依法治军新局面。

编辑感言■周 峰

法学家伯尔曼的追寻

1939年夏，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笼罩在欧洲上空时，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正好在欧洲旅行。但这次旅程并不愉快，辗转的旅途中挤满逃亡者。触目惊心的现实，让这位21岁的年轻人感到绝望。之后，他投身于西方文化和法律研究，想要探索解决问题的答案。

最终伯尔曼从法律的角度，把自己的心得概括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他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从未学过法律的五岁小孩也会说：这个玩具是我的！这说明他有物权的朦胧意识；如果大人没有满足对孩子的某个承诺，孩子也会说：你曾经答应过我的！这表明他有类似于合同法的意识。所有这些观念都是一个从未接触过法律的五岁孩子自然而然拥有的，没有谁觉得不妥，而这种观念就是对法律最朴素的信仰。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信仰法治是对良法善治的尊崇，有助于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在法治信仰支撑下，法治的“行为红利”也会无私回馈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