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未来潜在增速将进一步下滑,而且中长期内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会保持一致,因此不适合持续使用宽松货币政策加以应对。
客观地说,潜在增速是事后测算出来的,很难准确地进行事先预测。不过,由于公众对中国未来长期增速非常关注,因此可以尝试通过设定各种要素的增长情形来大致推测未来的潜在增速。笔者的预测结果显示,中国2015年~2020年的潜在经济增速为6.3%,这与危机前的平均经济增速相比将下滑4.9个百分点,因此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
究其原因,支撑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首先,由于官员考核不再以GDP论英雄,以往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明显减弱。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劳动力数量将继续减少,人口红利不复存在。第三,新的改革都是硬骨头,故推进较为困难,体制改革红利大不如前。第四,目前的中国不同于1978年的中国,2014年中国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而1978年才155美元,因此亚当·斯密所说的“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中的追赶效应大幅减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主导的低成本能源革命和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化浪潮有可能推动美国未来几年进入新繁荣周期,但由于美国很可能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美国筹建跨大西洋自贸区TTIP和跨太平洋自贸区TPP的举动就是重要信号),中国未必会享受到此次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
未来中长期内,不但潜在增速将继续下滑,而且实际增速也会继续下滑,因为前面说过,实际增速在长期内一定与潜在增速相一致。经济学中所说的长期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长短定义,只要价格得到充分调整就可以称为长期。按照这一逻辑,延续前面三年的增速下滑期,未来五至十年一定可以称为长期。结合目前状况和对未来的预测可以看出,虽然短期内实际增速会偏离潜在增速,但长期中将会与潜在增速保持一致并继续下滑。这与教科书中凯恩斯理论框架下潜在增速不变的假设前提是不同的。也正因如此,教科书中所述的一定时期内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萧条的标准结论对中国而言是失效的。因为,实行扩张性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除了制造通货膨胀外,根本无法拉高潜在增速。
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应对中国当前与未来增速放缓主要有两条对策。第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财政政策的“积极”重在减税而非走扩大政府投资的老路,货币政策的“稳健”重在保持定力,而非名为稳健实为扩张的冲动。这样的政策组合虽不能根治但可有效缓解增速下滑。短期中,以减税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助于稳增长,而稳健货币政策有助于控通胀,两者的协调配合不但可以缓解增速下行,还可以稳定利率以刺激投资。此外,减税虽是短期政策,但长期中可以降低总供给曲线,进一步缓解增速下行。第二,积极推进改革和培育创新能力,释放改革红利和技术进步红利。虽然两者是硬骨头,但它们才是推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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