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当代中国发展需要哲学思维（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一次跨越，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由“家、国”构成，在传统汉语中甚至没有“社会”这个概念。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仅是器物的现代化，而且是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通过改革开放，自觉推进社会转型，无数独立的个人开始成为社会主体。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新的社会整合，就需要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最重要的是三样东西：一是由市场化的越来越细密的分工与合作；二是法治，即维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约束公权力；三是新价值观。

从公共理性回归的角度，湖南省委党校覃正爱教授指出，法与哲学共同的本质即理性，法是普遍的客观理性，哲学是理性精神的最高体现，两者在本质上相一致。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描绘了依法治国的路线图，将现代社会所彰显的理性精神渗透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的各个环节，这既是时代的进步，也是理性的回归。严格地说，依法治国就是依理性治国。

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中央党校靳凤林教授认为，我国需要完成由阶级统治型国家向管理服务型国家的转变。国家要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国家本位主义也要逐步让位于社会本位主义，要强调各阶层之间的互利合作，淡化国家的阶级统治作用，并通过完备的法治手段来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赤峰市委党校的吕海晨教授也认为，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要放弃阶级斗争的观念、放弃社会达尔文主义，重建人的内在宽容精神，把理性的对抗转化为更高级的和谐形式。

“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对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江苏省委党校杨明教授认为，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并不会滑向“人治”，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法治”。

在“法治与人治”的问题上不能陷入折中主义。中央党校何建华教授指出，要看到“法治中的人”与“人治中的法”，要善于从两者的辩证关系中理解推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性与现实性。长久以来，中华民族缺少的不是“人治中的法”，而是“法治中的人”。法律本身要符合人性从而成为良法，人又要主动捍卫良法，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民众在精神基因中接受了法律，法律本身才有价值，才能被践行。

依法治国的转变要求克服两极对立的思维定势。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认为，克服我们在社会思维方式上的非此即彼，克服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过的“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克服在“法”与“德”、“法治”与“人治”之间的不断摇摆。从儒家文化传统看，就是要求我们具备一种“中性智慧”。今天我们提出“法治”的确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但不能陷入偏执，不应“立法去德”，而是要“法德兼备”，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对此，中央党校胡为雄教授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但目前的最紧迫的问题在于如何走好这条路，因此，“德与法”在当下不是最迫切的问题，我们应将重点放在如何建设法治社会这一关键问题上。中央党校哲学部侯才教授也认为，从理论上看，法与德是一体的，法是外在法，德是内在法，德比法更根本，因为内在法是外在法的基础；但是从实践上看，当代中国社会的法治意识匮乏，这就需要我们着力推进法治建设，因而解决法的问题比解决德的问题更迫切。